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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一直用情趣抵抗枯燥。他最吸引人的一句话是：“枯燥是因为严肃进入了晚年。”
他去世一百年后，《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很大方地说了这样两段话。
五
1881年，刚刚出道的王尔德曾去过一次美国，这次美国之行也许最能体现他对生活的游戏情趣。
当时，王尔德的一举一动都成了伦敦餐桌上的话题，无论褒与贬，整个英国艺术界，包括上流社会，再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了。这时，商业神经极为发达的美国人也发现了这棵“摇钱树”，他们也迫不及待地向王尔德招手了。
邀请王尔德赴美，是美国文化界的一个“阴谋”。因为在1881年的9月，纽约要上演喜剧《单人纸牌戏》，而这部戏是讽刺王尔德与其他唯美主义的诗人的，戏中一个名叫“肉欲诗人”的角色，人们普遍认为是影射王尔德的。这部剧的导演认为，如果可敬的王尔德先生能够在纽约亮相，一定会大大提高该戏的卖座率，所以他极为殷勤地力邀王尔德。而王尔德并没有问其究竟，便以大英帝国艺术家的身份，漂洋过海地去传播美和艺术了。
很有趣的是，在他乘“亚利桑纳”号到达美国，在过海关时，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物品需要申报，他回答说：“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这一回答让在场的记者目瞪口呆。
王尔德在巡回演讲中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兴趣，而是大谈他所喜欢的服饰和英国的文艺复兴，可当时的美国还不过是一个艺术的荒原，观众对他的演讲很少能听得进去，他们更喜欢看到传说中的这个唯美主义诗人的“怪异”行为。王尔德并不投其所好，还不停地在演讲中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表刻薄的评论。例如他说：“在美国生活就像长长地吐了口痰。”还有：“我认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培养更好的礼貌。这是美国文化中最值得注意、也最痛苦的缺点。”
即便这样，他也同样受到美国女性的喜欢，他不得不请两个秘书，一个负责签名，一个负责回应向他索要头发的女性。他的餐桌上经常有很多才貌双全的女性，她们喜欢王尔德对美国男性率真的挖苦。这当然也会激怒那些自以为是的、虚伪的美国男性，报纸上不时有对他的攻击和谩骂。
而王尔德也并不在乎这些，在完成了近七十个城市的演讲之后，他发表了对美国的最后结论：“好的美国人死时会到巴黎，而坏的美国人会留在美国等死。”
美国的《论坛报》也以同样的口吻对他的美国之行做了总结：“不管他在哪里出现，都能以一种新方式娱乐大众。大学城的学生视他为绝佳的嘲讽对象，蒙古大夫用他最喜欢的向日葵来宣传药物……在风气自由不受羁绊的美国西部，商人也利用王尔德大作广告，他随便拿起一份报纸，就可能会看到自己出现在服饰的广告上，而广告词上写着：王尔德在本店添购服饰。”
王尔德才不管美国人如何说他呢，他做完了全部演讲之后，数一数手里的钞票，很潇洒地回到了欧洲，以英国绅士的身份去巴黎挥霍这些轻易到手的金钱，并开始写作《斯芬克斯》。
一直想戏弄王尔德的美国人，却被王尔德很机智地嘲笑了一番。
六
王尔德的生活就像一根针，一下子扎进了上流社会的肉里，但人们并没有看到流出来的血，而是看到流出一些虚伪的汁液。
王尔德一生追求的理想就是生命的自由，而他又恰好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当时的英国社会拘泥于传统，甚至顽固而充满偏见，连文学与艺术的原则也必须恪守社会规范。因此，王尔德决心以瓦解这种枷锁为毕生职志，他从一走向社会就开始向这种虚伪的道德宣战。在他即将从牛津大学毕业时，有人问他对未来有何野心时，他说：“天晓得，不过我是不会留在牛津教书的。我想当诗人、作家、剧作家。我想我会成名，如果我没有出名，就会臭名在外。或者，我会尽情享受生活的一段时间。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柏拉图认为的凡人最高境界结局是什么？就是坐着冥想美好的事物。或许我的结局也就是这样。”可是，他所说的“美好事物”是常常和社会的虚伪道德相敌对的，他为了使自己内心里的“美好事物”更有力量，有时不得不付出“放纵”的代价，从而使自己获得片面的深刻。
对于作家而言，刻意追求片面的深刻，正是理性在情感面前的一次“放纵”。
王尔德在入狱前，曾在伦敦刑事法庭上为自己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进行辩护，与当时出庭的学生时代的死对头卡森展开激辩：
卡森：你在《道连·格雷的画像》引言中写道：“世上没有所谓道德和不道德的书。书只有写得好与写得坏之别。”这段话是否表达了你的想法？
王尔德：是我对艺术的想法，没错。
卡森：那我是否可以说，无论一本书有多不道德，只要写得好就算是好书？
王尔德：没错。如果这本书能够创造出美感，达到人类能力所及的最高境界，就是一本好书。书写得不好只会让人恶心。
卡森：那么一本写得好却表达了违反道德观点的书也可以是好书了？
王尔德：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表达观点。观点属于人，而非艺术家。
王尔德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文学只创造美感，而与社会道德无关。如果道德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而只是让人们学会伪装，这样的道德只对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有用，而对文学却毫无价值，因此王尔德说，他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能够娱乐工人阶级，激怒中产阶级以及迷惑贵族阶级。
以放纵来表达生命的自由，以玩世不恭来蔑视上流社会的虚伪，以片面的深刻来击溃道德的清规戒律，这成了王尔德生活和写作的思维方式，甚至成了他的行为方式。这不仅引起了贵族阶层的不满，连另一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瓦德·佩特都说，王尔德拥有太多的知识，但却过于粗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他属于不想付出劳动就想尝到收获果实的快乐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他不羁的行为是多么的惊世骇俗，又是引起了多少人的误解！
但是，放纵与不羁总是与自由相伴相随的，也许正是这样，使他不仅获得了表演的快乐（王尔德一生都像一个有点“人来疯”的孩子），而且使他讽刺的技艺更加成熟，对悲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最伟大的作品《道连·格雷的画像》和《莎乐美》都与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有关，他的才华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拥有了横空出世的震撼力。王尔德一直为自己的放纵与不羁而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而得意，他说：“我的生活靠的是天才，我的写作靠的是本事。”其实他一生都在为自己寻找着能表达他的人格魅力的写作形式，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的写作形式，但他更在意的是他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中演绎许多精彩的篇章。
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尔德正因为是这样活过，所以才这样写了；他和别人的活法不同，所以他和别人的写法也不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活到了这个分上，他才写到这个分上。他让我们看到了，写作与生命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七
有一篇评论王尔德的文章《从天堂到地狱——王尔德自我悲哀画像》（《狱中书》序，广西师大出版社），曾对王尔德的一生做出这样的评价：“王尔德的生活，快乐时他是一只在天地间自由地吃取快乐之果的无忧鸟，放浪时他是向地狱最深处潜去以攫取恶名的撒旦，悲哀时则是终日以泪洗面痛心疾首的圣徒。”在这里，我只能这样说，有一些评论家总是喜欢用篱笆围成一个院子，然后把他们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作家都养在这个圈里，以供他们随时拉出来做一些技术上的鉴定，而这种评论方法至少不适合于王尔德。美国的一个评论家说，只有那些内心里充分地拥有自由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王尔德，因为和那些上流社会老谋深算的贵族相比，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喜欢嬉戏的孩子。
八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篇短文提出疑问，难道只有像王尔德那样以牺牲道德的方式，才能拥有像他一样出众的才华么？我可不喜欢有人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我多么希望王尔德能像老托尔斯泰那样，以道德完善的方式来生活和写作，可是如果真的是那样，王尔德不仅成不了托尔斯泰，可能连王尔德自己也不见了。
一种神赐的疯狂
——关于克尔凯郭尔
？ 张 念
上帝否决了这桩婚姻
一对年轻人，他们相爱，男的才华横溢，家境富裕，女的纯洁美丽，一个财政官员的女儿，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他们订婚了，幸运而幸福的版本，未来是一目了然的。
这种在生活逻辑上展开的幸福，并没有如期实现。这个男人在日记中写到：
我的不幸在于，我在孕育着观点的同时，却忽略了理想；因而我生来就是怪胎，因此现实不符合我炽热的渴望——上帝保佑，但愿在恋爱时不是这种情况。在恋爱时，我也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怕自己弄混理想和现实。愿上帝来阻止这种情况吧！现在我还不是这样。
但这种恐惧在作怪，我真希望预见未来，但又畏惧未来。
订婚戒指送出两个月之后，这个男人单方面解除了婚约，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这个从生活常识上看来自寻烦恼的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
当我写下前面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也是常识，思想家就是不同寻常，就是“怪胎”。而克尔凯郭尔一生的努力却是想告诉我们，怎样把“怪胎”，把特立独行还原成常识——“我在”，这种逻辑上的颠倒，就是为了把人从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