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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没有赐给他更多的文学才能，看来是为了预防他心思太野，一不小心弄起了文学，反耽误了正事。这正事在于，充当中国当代文学的走方郎中，专司为文坛配方抓药，为文人正骨去痰。他出手快捷，反应神速，擅长在第一时间对无行文人、越轨文事作出判断。绰有余裕的现代文学知识，一方面固然使他的文章有公式化之嫌，另一方面却也使他的每一次判断都能找到坚实的立足点。谢泳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文人之镜，我是很愿意在这面镜子前照一下的，以确定那到底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葛剑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与乃师谭其骧之殷殷师生情，在此浇漓之世犹如空谷足音。其名文《悠悠长水》令人想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千古绝唱，但我独喜此文。先生抉发冯道因深悯民生疾苦而不惜自污之隐衷，虽未必切合实情，然而言之成理，横扫陈见。比之腐儒立异以为高的深文周纳，麻木不仁的大义凛然状，尤其自见性情，大具慈悲之心。我是喜欢乱世的，乱世的坏处当然很多，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大一统。乱世有自由而易死，大一统无自由而易活。至人曰：不自由，毋宁死。傅 雷《傅雷家书》（增补本）
可遇而不可求的一部奇书，但把它视为《颜氏家训》《曾国藩教子书》一类读物，则又难免盲人抓药之嫌。我的建议是：完全不考虑其中也许潜藏有的教育意义，只以奇书视之。傅雷之教，除却风雅绝伦，还时时杂有惊雷，非耳聪目敏如傅公子聪者，难免失聪。何况，傅聪惊闻之下是否已有失聪，旁人原也难猜。我感兴趣的，是奇人傅雷，而非“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后者属晚报类话题，与傅雷本无干系。新凤霞《发愁与胆小》（《太阳下的风景》）
作为专业评剧艺人，她很著名，可惜我没眼福。作为业余散文家，她没写过名著，但我却眼福不浅。她文化不高，但有可贵的良知。比如关于发愁，她认为：“一个人从小就应该锻炼自己的头脑勤于思考；人身上的各个部位经常使用都有好处，但头脑是统帅，要首先锻炼。”然而有头脑就要发愁，但她不反悔。再如关于胆小，第一次坐飞机，刚刚上天她就吓得大嚷：“停一下！我要下去。”乘客大笑，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从一九五七年起，她的胆子就吓破了。我忍不住大笑，如果没有胆子，她还敢这么写吗？可见她不仅有脑子，而且有胆子。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寻墓者说》）
因为地缘政治和文化运命上的关系，一说起苏联作家，总会开启中国知识分子的泪囊，使他们唏嘘感叹，情动难已，同病之怜，敌忾之气，遂杂沓而出。当然，还得看由谁来“说起”，如果由王蒙先生起头，由于谁也不清楚他在其中羼入了多少恩怨莫名的题外因素，圈内圈外，常常竟不知何种读法系正解。如果由苏俄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来“说起”，由于作者笔如止水，心动而幡不动，往往立时便生出一派纯正之气，依稀能闻见狄康卡的老橡树味，能瞥见贝利亚闪烁的镜片——何况，作者的文笔亦极高明，正可见俄－苏文学的浸淫之功。惟对索尔仁尼琴痛诋不休，令我不快。筱 敏《消失》（《新时代的忍耐》）
对往事的痴迷，对高飞于往事之上的抽象物“时间”的好奇，加上高敏度的感性、女性味的智性和基本上够用的语言才华，构成了筱敏的突出特质。她的写作与切身经历关系不大，她不是那种靠旅游行踪、意外变故、社交风云提供写作灵感的作家，她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清夜扪心时的所思所想。和普鲁斯特一样，她似乎哪儿也不去整天躺在床上也能写出漂亮文章。她的思维与梦境有着明显的瓜葛，我们永远不知道文章的下一自然段将如何开始。现在评论她的成就也许为时尚早，但仅仅展望一下，对我也是一件快事。廖亦武《算命先生孔庆天》（《八面来风》2000年第3期）
诗人廖亦武（老威）重出江湖，编了两本好书。我幸运地买到了《沉沦的圣殿》，但至今没有觅得《漂泊》。在杂志上看到此篇，我疑心就选自后者。廖亦武编的两本书，都立足于江湖，这是极为可贵的。他帮助读者看到了被庙堂的喧哗遮蔽了的无声的中国，听到了无声背后的呻吟与饮泣。而在这位信口开河为人测算流年的孔子七十四代孙孔庆天身上，我看到了孔子的思想被庙堂加工成僵尸之后，他的精神依然流落江湖，并终于和江湖浊流合污，这再次证明儒学及其余毒，至今依然是中国脱胎换骨的最大障碍。魏明伦《自序》（《巴山鬼话》）
魏明伦以鬼才自居，靠鬼话蒙世，本人虽素不信邪，但为面子起见，折扣来折扣去，到头来恐怕也只得尊称他一声“魏半仙”。“魏半仙”戏剧方面薄有才华，大具盛名，虽出身草台班子，青云之志竟迟迟不坠。为使文名长盛不衰，仗着多年奔走码头的经验，遂决意走江湖异人路线，不惜“委身于鬼”，放胆一搏。一部《巴山鬼话》，每个字都当当作响，数说着主人的“天赋鬼秉”，不同凡响。然才具之丰不抵学养之乏，整天忙做相如赋，却直教司马青衫湿不休——我们都知道，“巴山蜀水”的无限风光，可不是由酸气刺鼻的“浦江秋雨”成全的。
我来主持“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
？ 岂好事哉
一
文友之间最近交换的全是有关“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的种种意见。先是吃惊，继而觉得对此项活动发表议论纯属多此一举：在人人不拿白不拿的世风薰陶下，要求“长江《读书》奖”的评委们不“近水楼台先得奖”，岂不是要求他们“举世皆浊我独清”，评论者们凭什么要求人家不按时下通行的腐败规则办理？难道有谁给了评委们一笔丰厚的“养廉银”？
代“长江《读书》奖”评委们抱不平的同时，我便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设若此次奖项没有涉及到数额如此巨大的奖金，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二是评委们如果按国际惯例办，也不会导致众口汹汹。我仔细翻了翻“长江《读书》奖”评审公告（载于《读书》杂志2000年第6期末三页），尤其是看到第四项读者评选著作奖的五篇没给定书目、仅仅由读者群体自发推选出来的候选书目时，便觉得大笔奖金当真害人不浅，因为正是这大笔“阿堵物”以及学术界相倚相靠的机制使评委们已没法超越利益牵制，做出了眼光远低于读者群体的如此判断，弄得非议迭起，让世人看低。况且，评议者们就算自己来主持这一奖项的评议工作，就敢保证自己定然能超越利害计较，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这“三公”原则的要求么？好在笔者平常也好读书，对学界情况多少有些了解，这次被推选的书籍有不少我也曾读过，于是便产生了主持“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的欲望，因无奖金之嫌，又是匿名评审，无得罪学界大佬之虞，只不过在纸面上过一把瘾，算是考较自己对学界情况的了解程度吧。
二
先是确定评选规则。愚意以为，由著名的《读书》杂志主办的所谓“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顾名思义应该是由读者推选，因为《读书》杂志的读者在国人当中，当属有些文化层次的人群，这一点也一直是《读书》杂志引以为自豪的。简言之，《读书》杂志的读者喜欢读的书（或文章）应该说在思想性、学术性方面有一定代表性，以此为评选规则，大致上错不到哪里去。
再来看评选出来的得奖著作。
以特别荣誉奖得奖著作《费孝通文集》为例，因不涉金钱，仅是特别荣誉，故此可以断定此奖与金钱腐败无涉，而与学术界之风气有涉。笔者不知这荣誉授予的标准是什么？是作者的政治地位还是学术地位？还是著作的政治影响或学术影响？如以作者的政治地位为准绳，费老的地位似乎远不如某些选集的著者显耀，学术地位也从来不是学界执牛耳者。如以政治或学术影响为准绳，费老一生只有两本书，一是调查报告《江村经济》，二是论著《乡土中国》能够立于后世。但论其影响，却远不如与其同时并世而立的范文澜、郭沫若甚至后起的胡绳先生。范、郭二位的著作当年挟政治影响之威与两先生在学术界位势之尊，凡治学者案头必备一套，相信四十岁以上的学者，大多数人都读过范先生编的《中国通史》以及郭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十批判书》，只要是老实人，大多也不敢以脱离其思想影响自矜。而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也为学人所熟知，从其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之大，费著都远逊于这几位学界前辈——这样说有点得罪费先生，但请费先生海涵，因智者自明，本无须后生小辈来言三语四，要怪只能怪这次评选活动，是评选结果迫使笔者开罪费老。
不过时移势易，能经得住时间淘洗的往往是有生命痛感且以良心面对历史的著作。前面三位先生的著作因种种原因现在颇遭非议。所以笔者建议这项特别荣誉奖应该颁给韦君宜先生。因为她在临终前以大彻大悟之心，从容面对一生经历，写下字字沥血的《思痛录》。如果以社会良心为准绳，韦君宜先生灵台澄澈后承认自己一生长期从事的工作都是在编造与出版谎言，应该获此特别荣誉，这总比将许多应景之作收进去的《费孝通文集》要好得多，对后世的示范效应也好得多。
专家著作奖共评了五本，其中四本如《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应该都属于史学著作范畴，且是较狭窄的思想史领域。曾是显学的历史学近二十年垮得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