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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转译问题，过去人们一直存在着偏见。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如果一种语言仅限于在拥有这一语言的单一民族内使用，那么，该语言的所谓语言优势就无法突显出来。因为同一语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没有可资比较的参序，它的优越性也无法得到证明。同种语言的同族交流，这是一种同质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大好处也许是能够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造成民族成员间的某种思维均衡化。但从思想发生学和心智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交流又有碍民族成员思想的生发和思维的发展，有碍民族个体心智的有效发育。至少从结果看，这种交流并非是一种最佳效果的交流。在这种同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因素介入进来，所以，也就无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变，也无法催化新思想的诞生。由于汉语是一种只纠缠于、浸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相应地，它第二领域（科学专业化世界）的语汇就显得相对地亏缺，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阙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传通中，汉语就无法发挥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所携带的该语言文化，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才是该语言优化和强势的证明。很明显，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并不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此语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够流通的最大阈值，即取决于能够流通的民族数量。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数量仅仅说明的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即一个民族受纯粹生物学法则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么使用该民族语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这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问题。如果用使用语言的人口多少来证明该语言的优势，这是这个民族的生物学优势，因为语言学优势说到底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优势。语言优势如同处于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势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水总是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会相反。语言的流动与扩张也是从强势文化的语言流布到弱势文化的语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针总是向砝码重的那边倾斜一样。在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其强势的表现不完全在于庞大的词汇量及科学的语法结构，而在于各语言的原初取向、精神品质，在于它所隐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它本身所秉赋的一种对于人生幸福的启示性力量。
正如两百多年前，爱德蒙将军在抵达福尔山脉，包抄那条小路时，对他的助手所说的：“这也是一条路。”今天，我们也愿意重复这句话：“这也是一条路。”即通过汉语，以及对汉语的分析，我们也想抵达另一条“福尔山脉”。我们想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认识还原为对于汉语的认识，具体说，是对汉字的认识。
“萨丕尔——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即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另外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斯蒂芬假说”更想直接挑明，甚至在一种文字的原始形态中，世界的一切，包括它的滋味、色彩和特质，都已包含在其中了。
我们认为，世界的现有形态完全可以在一个民族其语言文字的原初形式中去寻得它的一切根据和理由，即它以后之所以会如此发展的潜在之因。如果可以把世界看作是一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文字本身看作是一切作品的一种原作品，一切文本的一种原语言。在建立其上的一切作品的繁复形式中，我们都可以去发现构成这些作品的一种文字形象的基始因素。要想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不对它的语言文字本身进行一场比较深刻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现象学分析的话，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说明一个社会，我们认为，这只需对构成它的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语言文字本身作出充分的解释也就够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本身才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那种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即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不是另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世界。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愿意在此对汉语文字本身作一次现象学的描述和分析，把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句法问题还原成汉语的语法问题和汉字的形象学问题。即从汉字出发来分析汉语言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一切，其中包括汉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维习惯，乃至日常风俗等。
现在，我们可以道出本文的要旨，简言之，本文所说的险境和诡谬究竟指的是什么。所谓险境就是：一、汉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视觉主义”特征，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体变形的极度夸张和繁衍（比如抄字、练字、写字、认字、记字的功夫修习，书法艺术，而非书籍意识的昌盛不衰，另外还有它的大写意山水画的汉语底蕴等）；二、文字本体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与自然的原始形态沆瀣一气，达到一种水乳不分的胶着状态。让文字本身成为自然躯体的一个内契部分，成为它的“血肉”，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返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镜子；三、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闭和自我涵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排斥异己的所谓“汉文化圈”的产生，拒绝沟通和交流，因此嬗变成一种大语种的方言标本。所谓诡谬是指：一、它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性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它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外延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它的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它的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以及书写的越界自由；七、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导引。
无疑，本文的观点是偏颇的，甚至是极端的，但这一切又仅仅在于想起到提示和儆醒的作用，意在让人认识到汉语的真实处境，从而从它的险情和诡谬中突围出来。下面，我们拟就与汉字、汉语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二、对汉语的直观认识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本名为《语词》的自传，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丝写过一首题为《言辞》的诗，无论是《语词》，还是《言辞》，它们的英文都是“Word”。从萨特的书和普拉丝的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与我们对文字、语词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看来，语词就如斯蒂芬所说“它不仅是人们勘测世界的‘标点’，而更是使人的意识得以成形，使思想得以抽象为一种创造力的工具和手段”。普拉丝用言辞来表达的是她感情的刀锋和情感的极限；萨特把语词看作是他生命、精神发展的历程和步入永恒与不朽的一座桥梁。他认为，语词是一种光荣的事业，每一个生命都仿佛有三千五百个空白的页码有待去填写。语词是一种精神，不仅是一种能够规定意识边界的精神，更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边界，让意识向更多的维度拓展的精神。幸运之时，它还是一种“协调”和“提升”世界之物。对他们来说，“物的生命之缓慢然而可以察觉的运动和话语的悄悄声在一个神奇的时刻仿佛在协调一致地流淌”。对他们来说，语词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同时它也暗含了一种诗之流畅和思之深刻，显示出一种激荡心魂、气派恢宏的品质和一种出于世界、进入世界、超然世界的胆识。相比之下，汉字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偏用于书写的形式，即二维性“样态”，顶多抵达一种审美，而且是一种视觉性的审美。它似乎与思无关，更与对思的思无关。其次，汉字是方形的、单音节的，这对无限放射着的环圆形宇宙，以及注定了不可终极的思想之终点无疑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凝固、定格、裁截和强硬规范。还有，它呈现的是一种豆状、球状和颗粒状，像洛菲特娱乐中心台球桌上那一堆勉强合拢在一起的台球，很容易受到外部哪怕是很微弱的一种力量的影响。只需轻轻的一击，就会爆发出一种绽裂的风景，混乱不堪的风景。最后，在这种风景中——通过滥用偶然性、随意性和非理性——人们牵强附会地添加上许多过分繁复的“意象”（注意，而非意向），人们名之为“诗”，或“词”，或合称“诗词”，一种被斯蒂芬称作为“语言游戏术”的杂耍。这下可好了，方便了那些专爱玩弄词藻的人，那些缺乏哲理责任的“诗人”、词曲作者和无事便在语词中玩耍、咏味和遛达的逍遥派。但同时，汉语也难住了哲学家，据说他们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来概语式地表达宇宙的超语义真谛外，他们根本就无法表达具有一定时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说具有明晰结构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了）。汉语的思维具有一种儿童式的早熟性格，这种语言的用心所在，不是事物何以会达到某一种状态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可能会表现出的那种复杂环节。它所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最后结果，这有点类似于计算机运算程序里面的终极指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