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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妈无意中这一看，“对命运有所悟”，“窥破了命运的奥秘”——即祖孙三代无法摆脱贫苦、孤独、“寂寞而无欢乐”的人生道路。于是，一个“最愉快的老婆子”不久便忧郁而死。这里，决定王大妈这一悲剧性人生转折的因素之一，正是佛家思想中所宣扬的所谓“顿悟”。这里作者显然无意间在写作中流露出佛家思想的某些思维逻辑及对此种理论的认同。由此可见，像萧红这样一位追求灵魂解放的女性作家，她的许多理念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作为旧传统的叛逆，新时代的弄潮儿，她的思维习惯也难免囿于受传统氛围影响而产生的习惯思维定势。据现在所知的萧红生平来看，她或许从未对佛学有过特殊的兴趣，更谈不上有何种程度的研究。但《红玻璃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萧红，佛家思维方式仍对她的创作活动起着诱导渗透作用。
《红玻璃的故事》构思的核心，即“但当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这一中心情节（几乎可以说整个故事的前后铺垫都是为此一“顿悟”现象而有意设定的安排），其本身便是从传统文化之一大支系—佛家思想中演化孕育而来。当然，由于故事情节的合理，这种佛家思想的运用更通俗，更合情，更容易被在同一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读者所认同，所理解。这当然可视为作者争取读者的一种受潜意识支配的手段，这手段的本身亦是建立在大众传统文化心理的审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传统的氛围左右着读者对故事内容可信与否、真实与否的约定俗成的判断尺度。而从作者萧红的立场而言，这该是小说创作动机与手段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只要读过《红玻璃的故事》的人都会对小说反传统生活方式的主题一目了然。小说借用令人信服的传统思维习惯，告诉读者“顿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可能的，但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又警告读者，即使“顿悟”在思维的领域中可能，但对于现实的变革却显得无能为力。
小说在客观上提示人们：传统文化氛围现状下生活的人们，即使可以“顿悟”，却难于绝处逢生——亦即不可能像佛家思想宣扬的那样“顿悟成佛”。因为这个“佛”如果放弃了“来生”“转世”的假定，便没有了现实的意义，也就自然丧失了精神上的寄托。“民以食为天”，所谓“食”便是现实生活中物质需求的形象化、具体化。没有实现可能的任何思维传统都将被人们所怀疑，并在怀疑的基础上试图改良它，甚至改造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之一，便是诱发读者重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思维逻辑、行为逻辑是否仍可依赖，是否需要更新，进而思索是不是需要反抗。《红玻璃的故事》借助传统思维习惯而获得反传统理念的功效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说《红玻璃的故事》只是偶然浸透了传统思维的习惯，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萧红另一篇小说《小城三月》。
像《红玻璃的故事》一样，《小城三月》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翠姨平淡却是悲剧的一生，所不同的是《小城三月》的写作手法更加细腻，更为隽永。
翠姨是一个“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的典型东方女子。她已接受了封建传统包办婚姻，然而却暗恋上了一个大学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使翠姨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呼吸“咸与维新”的新鲜空气的机会，这便诱发翠姨走上了怀疑传统生活方式的心路历程。在进城的一段游历中翠姨发现哈尔滨“洋学堂”里的男学生“坐马车的时候，总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在学校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学校引进了俄式的道德规范，处处女士优先。“所以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看电影”。
这一连串男女同行的举动，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大逆不道，但这一段经历却给翠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愉快、满足和作为女人的希望。她感受到了新的男女平等的精神境界和生活空间。这些点点滴滴的内心体验是翠姨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从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亦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过对自由恋爱的初步追求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只能给相信宿命论的她带来“不从心”的深重痛苦。她好比一只羸弱的蚕蛹，始终无力咬破命运的蚕茧，最终被传统文化的精神丝缕捆绑而死。
可以认为，萧红的基本性格特征和写作特征显现出她总体上是一位感性作家，而非理性作家。因此，在分析她的作品内涵及创作动机时，便要格外留意萧红笔墨背后隐藏着的某种特殊情绪的流动，而这种情绪的流动便是导致萧红一生苦乐与忧患甚至最终绝望而死的根源。在萧红的作品中，既有坚决的、果断的反传统意识，又有对生命意义本身所产生的朦胧的怀疑。这种思维倾向不单为萧红所独有，中外知名的作家、思想家中此种现象亦很常见，如萨特、尼采、鲁迅等皆是如此。比如对新文化运动产生过积极推动作用的李叔同，早年是一位“仗剑去国”的近代文坛英豪，但最终遁入空门，出家为僧。这当然有一些个人因素，但由传统与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世界的痛苦与矛盾，应当是导致李叔同回避现实社会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诱因。与他们从理性的高度探求生存意义的努力相比较，萧红显现得更质朴一些、更感性一些、更原始一些，但这感悟却是在萧红的思维脉络上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这里萧红亦受着古今中外多重思维方式的影响——既有佛学思维对人生持“四大皆空”论点投影，亦有西方现代哲学中对人生虚无感慨的因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萧红后期小说中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并不单纯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同时也是她对坎坷生涯的不甘与无奈在创作中的艺术投影。她永久的憧憬是“温暖”与“爱”，但结果却被她厌恶的人欺骗，与她挚爱的人分手，最终爱上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她也没有感受到她需求的温暖，而是孤寂忧郁以至早逝。她青少年时代曾以反叛传统而被开除族籍，而临终前却宣布“现在就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了”。她曾历尽千辛万苦冲出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和被封建传统和魔爪控制的封闭的东北小城，而临终前的决定却是“我要回到伪满去”。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段话实际上是萧红对自身境遇的形象描绘。在经历多年外在与内在的思想的演变冲突中，萧红被几重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矛盾所困惑。她承受的负累之一，就是传统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她的单薄的羽翼，终究没有冲出传统的阴霾，飞向温暖与爱的天国。所以萧红后期笔下人物命运的轮回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迷惘、苦闷、彷徨。
欺人与自欺——太平杂说
？ 潘旭澜
《李秀成供辞》，屡屡说到洪秀全“一味靠天”，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是“失国丧邦”的重要原因。
李秀成的体察很真切。洪秀全毕生一大特点就是“一味靠天”。
有想像力是洪秀全的重要本钱。他将《劝世良言》中某些宗教知识加以利用，同落榜后“魂游高天”的幻觉和狂想结合，按需不断生发修补，编造出一套神话，写了一些诗文，借上帝名义鼓动造反，说上帝派他到世间来作天王。这些宣传虽然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却自有一些独到之处。一是，用自创的新迷信以求达到政治目的。二是，自己占居了教主和天王的双重领袖地位。三是，可以欺骗没有文化的山区百姓。
同样因为一再落榜而对清朝不满的冯云山，认定洪秀全有天子之相，甘愿辅佐他打天下。冯云山帮助他充实、丰富了那些迷信宣传材料，而且，一门心思在广西桂平进行宣传和发动。当生活上发生困难，而且两人意见不同时，洪秀全不顾冯云山的苦劝，回广东花县老家。冯云山一个人留下来，历尽艰辛地做了三年的“地下工作”，争取到了一批信徒。当洪秀全受冯云山之请，再来桂平时，看到有一批骨干和几千信徒，就耐不住寂寞，执意将“地下工作”转为公开斗争。制造了一个轰动效应之后，马上引起官府的注意。他知道官府要抓人了，就独自溜之大吉，冯云山和另一个骨干卢六则被捕了。后来，冯云山被营救出狱，形势再趋好转，回广东将洪秀全接去桂平，以示洪亲自领导造反。所以，李秀成在供辞中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将这话作另一种表述：如果没有冯云山，洪秀全的那些大胆想像，只能在广东花县成为逐渐被遗忘的疯话。不可能有“出游天下”，不可能有紫荆山根据地，不可能有拜上帝会。
还有一个杨秀清。作为桂平的当地人，凭仗他的人际关系和熟悉社会情况，尤其是出色而实用的谋略，不但能争取到更多的人参加，而且在拜上帝会濒于瓦解之际稳住众人，救出冯云山，将斗争由低潮推向高潮。他是一个组织、指挥能力很强的铁腕人物，能随心所欲地将拜上帝会的一套邪教迷信用于对内对外。于是，他便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