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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他们的问题，并乐于看望他们，和他们谈话，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因此她的到来在病人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些病人对自己的处境灰心丧气，而王妃对他们却极为友善，她提的问题切中肯綮，表明她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同时她也专心致志地倾听对方的答话。当她发现人们不再总是对她行屈膝礼称她作殿下时，她好像如释重负，这样她就凑到人群中来，和他们一起谈天说地。” 戴安娜热心公益事业，且工作极为勤奋。1989年，她在国内参与了238项官方活动， 以及62项协议的签订。此外她还是40项到50项主要涉及儿童与社区管理的慈善事业的赞助人。在社会活动中，她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不幸的人，他们或是无家可归，或是穷愁潦倒，有的人患有精神病，有的人则吸毒上瘾，一些年轻人死于艾滋病或是其他疾病。而王妃对这些人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一次当她在伦敦圣·玛丽医院一个婴儿强化护理中心探视时，一阵急救铃声骤然响起，医生们冲到早产婴儿箱前，抱起一个11个星期的早产女婴，维持她生命的呼吸管断开了，需要立即接上才能拯救女婴的生命。危险过后，王妃找到婴儿的心慌意乱的母亲林恩·坎农。坎农说：“我想她已经从医生那里了解了一切是否顺利。她走到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神情非常诚恳。由于当时我很激动，我记不得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王妃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从她脸上的表情我看出她清楚地知道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我度过丁怎样一场危机。我感到她是个很细心的人，在出事后，她是那样关心我的孩子，而不是默然离去，这使我很感动。” 1989年6月，在贝鲁特的英国人质约翰·麦卡锡的母亲在长年病魔缠身后去世了。此前不久的新闻报道披露了这位母亲盼子归来的近乎绝望的呼吁。在她去世后4天，麦卡锡先生收到一封慰问信，而写信人的笔迹他从未见过。他问他的长子：“在肯辛顿我们认识一个叫戴安娜的人吗？”由此可见戴安娜对普通人寄予的同情和关切是由衷的。 戴安娜对一位朋友的关怀照料和承诺，是她一生中最令人感动的日子。连续5个月来，她一直在秘密帮助一位艾滋病患者阿德里安·沃德·杰克逊。对于阿德里安来说，这是一段有欢笑、快乐、又有痛苦的日子。他是艺术、芭蕾、歌剧界的著名人士，魅力超凡，精明强干。1980年6月，他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携带者，。他是在“资助危机信托公司”任副主席期间第一次见到戴安娜的。1987年他终于把病情透露给他的知心朋友安杰拉·塞罗塔。这位持重、镇静的女人耐心护理阿德里安，并得到了她的两个女儿的支持。 1991年4月，阿德里安病情恶化，被隔离在自己的公寓里。此后，戴安娜经常探望他，有一次甚至带着儿子威廉和哈里同往。戴安娜带着孩子看望患病的朋友一事表明，她有自己独到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她坚持让孩子了解人生的每个方面，了解生存和死亡。 戴安娜与阿德里安一起谈论他们的朋友，谈论生活的各个方面。安杰拉回忆说：“阿德里安非常愿意听王妃讲述她的日常生活，也乐于听她讲她的社会活动。她让他感到高兴、愉快。王妃非常理解和关怀阿德里安，但又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友谊的分寸。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戴安娜，她决不是一个华而不实散发着香味的装饰品。有她在，气氛总是那么快乐，一种理解痛苦的快乐。”
第五部分：名誉与职责 人民的王妃再不是散发着香味的装饰品（2）
在阿德里安病重期间，戴安娜如果不能去看望他，就一定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戴安娜度假离开前，阿德里安告诉她：“为了再见到你，我将活下去。” 8月19日星期一，阿德里安处于弥留之际。惊恐的护士将安杰拉从瞌睡中摇醒，告诉她最好给戴安娜打电话。等戴安娜赶到机场时，最后一趟去伦敦的航班已经起飞，戴安娜试图租用一架私人飞机，但没有成功。于是她当机立断，与她的卫士一起，连夜从巴莫拉尔宫出发，驱车行驶600英里，到达伦敦时已是凌晨4点。戴安娜坐在阿德里安身旁，拉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一连几小时，坚持守护在病人身旁。 这样的守护一直持续到星期三。安杰拉回忆说：“我和王妃分担了一切痛苦，那段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星期四上午，最后的时刻来到了。阿德里安死后，安杰拉到隔壁房间给戴安娜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戴安娜就说：“我已在来医院的途中。”戴安娜到达医院后不久，他们一起念了主祷文。随后，戴安娜立即照顾悲痛欲绝的安杰拉。安杰拉说：“我不知道还会有其他什么人能首先想到我。”戴安娜为朋友收拾好床铺，扶她上床休息，并与她道晚安、吻别。 安杰拉睡着后，戴安娜考虑到安杰拉应该与她的家人一起去法国度假。她替安杰拉打点好行李，并给她的丈夫打电话，告诉他，等安杰拉醒来后，立刻出发。然后，戴安娜又上楼到婴儿区探视婴儿，她也是在这里生的孩子。她认为观看生与死很重要，看到新生命可以减轻死亡带来的痛苦。最近几个月来，戴安娜更加了解自己了，这反映出她的生活出现了新飞跃。 戴安娜更加自信了，因为她第一次没有屈从王室的压力，没有要求女王批准，擅自离开巴莫拉尔宫去护理朋友。王室认为对患者进行一次象征性访问就已足矣，他们为戴安娜对病人表现出的忠实和献身行为感到不快，认为她的行为明显超越传统的王室职责范围。她的丈夫从不关心她的兴趣，更没有对她护理病人付出的艰辛表示安慰。他们不欣赏戴安娜对阿德里安的许诺。不管阿德里安患艾滋病、癌症或其他什么疾病，戴安娜曾许诺要陪伴他到最后一刻，她没有食言。在受到指责时，戴安娜认为忠实于朋友与履行对王室的责任同等重要。她曾对安杰拉说：“你和阿德里安需要我。我也渴望有人需要我，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阿德里安的葬礼上，王妃成为他的守护天使，整个仪式上，她一直举着手。在阿德里安的追悼会上，安杰拉需要朋友的肩膀赖以哭泣，然而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她俩试图坐在一起，但白金汉宫的廷臣却不允许。因为在圣保罗教堂举行追悼会是很正式的场合，王室成员应该坐在教堂右面的长凳上，死者的朋友坐在左面。戴安娜一生中有许多如此悲哀的时刻，但王室的清规戒律却使她难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悼念死者。戴安娜向死者致哀时，十分悲伤。不过，对死者患病期间的护理大大增强了她的自信心。 王妃不再认为，她必须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她要揭掉面纱，恢复真正的自我。在护理阿德里安的几个月里，戴安娜重新安排了生活中首要的任务。她在后来给安杰拉的一封短信里写道：“我内心已达到自己从前难以想像的境界。我的生活之舟改变了航线，正在朝更积极、更稳妥的方向航行。”
戴安娜失去了王子的爱情，却得到大众的爱。在一次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真相》节目专访时，戴安娜声明：“我希望当人民心中的王后，活在人民的心中， 但我不认为我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后，我不认为有很多人乐意见到我当王后。” 格雷厄姆·迪思是伦敦广播电台专门播放经典摇滚乐的播音员。几年前当他正在播音室主持午间节目的时候，隔壁控制室的电话铃响了。一个工程师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将话筒递给迪恩，傻笑着说：“嘿！迪恩，是威尔士王妃的电话！”迪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我拿起听筒，只听对方说道你好！迪恩，我是威尔士王妃，祝你生日快乐！’我想这肯定是楼下工作室一个叫妮克的女孩，所以我说：‘别跟我逗了！我知道你是谁，快上楼来吧！妮克，我知道是你，你可真会开玩笑。’这时，主持《协助伦敦儿童》节目的卡米拉·邓恩冲到播音室——邓恩是王妃的老朋友，她嘘了一下说：‘这可真是王妃！’我当时感到非常尴尬，努力使自己别那么紧张，并说：‘非常抱歉，可我真的以为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戴安娜只是说：‘没关系，还是祝你生日快乐吧！’”如果在10年前，人们很难想像，王室成员会打这样的电话；但10年后的今天，温莎家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走在最前面的则是戴安娜，它是英国王室日趋大众化的反映。 那些想了解王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她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在她所赞助的伦敦市芭蕾舞团，她和许多舞蹈演员相互间称名道姓，关系融洽。剧团中的一位主要演员玛丽安·圣·克莱尔回忆起王妃第一次来看预演时的情景：“当时我们正在肯沃特花园的排练室里跳舞，排练室在四层楼上，在上最后一层台阶时，王妃不小心绊了一下，在门口跌倒了。当时我们都很紧张，没想到王妃却不在意地笑起来，大家也跟着大笑，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从此以后，王妃常来此地。艺术导演哈罗德·金说：“有她在场，气氛很和谐。”“她只是进来，坐在一旁看上一课，当演员们休息的时候，她会和她们一起坐到地板上聊天。她非常和蔼，善良，对演员们谈论的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一些新演员与王妃初次相识往往有些紧张，而王妃却能在不经意中使他们感到自由自在，毫不拘束。” 格雷厄姆·迪恩也同意这点。他说：“有一次王妃在播音室里，我在说话的时候，把手随便放到了她的肩膀上，就像待其他朋友一样。忽然，我意识到：‘噢，可不能这样。’王妃对此并没有介意，她也不会介意。麻烦就在于，她是个非常容易接近的人，以至当你跟她相处时，常常忘记彼此的身份。”
第五部分：名誉与职责 人民的王妃美丽简史“戴安娜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