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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地能吃。我们谈到了小梅，没细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谈论有关“性”的事情。母亲走后，我才对雁南说了那事，雁南说她知道也正在帮小梅想办法，又说：
“那位百祥同志如果完全不行，是不行，首先孩子，从哪来？但要是有了孩子，叫我说，行不行的，无所谓。跟你说韩琳，现在我挺烦那些事儿的。隔几天他就非得来那么一次，有什么意思啊真是的，想不通。”
“新鲜劲儿过去了。”
“可能。我现在挺羡慕你的。”
“莫名其妙！”
大校的女儿 第二部分（4）
“你不可能理解我。”
“该有的你全有了，丈夫，孩子，喜欢的工作，你还想要什么？”
“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失去。”哲学语言，让人费解。
“你失去什么了？”
“自由。选择的自由，恋爱的自由，独往独来的自由。”
“绕这么大半天弯子，你是不是又看上什么人了？”
“哪里还有这个资格！”
“那是另一回事。”
于是雁南长叹一声，不说话了。雁南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或者说，很容易动心的人。一个忧郁的眼神，一道才华的闪光，一个微笑，甚至苦难、不幸，都有可能使她心动，并且每一次她都会觉着这一次是真的，就是说，起码在她这方面，非常真诚。事后我嘲笑她，说她擦出的那些感情火花就像电焊的光，亮，热，美，但是轻飘，薄脆，短命，没有根基到可以挥手即去。她为自己辩驳说时间连生命都可以更新呢何况感情？雁南动辄爱以生命作比，妇产医生做久了的缘故。我说别人怎么就不像你呢？还是你水性杨花。实际上我的评价对她不完全公正，她同时又相当地传统自律，任心中波涛起伏汹涌，从未付诸过行动。按说像她这种空想式的精神恋爱者，丈夫孩子这些世俗因素本构不成妨碍的，可惜她又生性追求完美，即使仅仅是在遐想的爱河里遨游，也不希望自己有一点点瑕疵。后来，许久以后，我乘车上街路过一家报亭，在众多封面女郎的俏脸中瞥见了一个文章题目，叫做《 结了婚的女人想恋爱 》，不由会心一笑，想，这不是说的雁南么？
沉默良久，雁南开口了，问我想不想知道他是谁。我问她我认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那我就不想知道了。如果双方我都认识，还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分析、联想的乐趣。否则，这种事情，往往当事人说起来有滋有味惊心动魄，第三者听来却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说到底，男女间的恋爱不就那么几个套路？雁南的套路比之别人要更乏味一些：她最高潮的一个结尾，也就是同人拥抱了一次，还是在冬天的马路边上，隔着两个人用以御寒的纺织物，那拥抱又要打去许多的折扣。但看雁南兴致勃勃，甚至带着一点恳求——她需要倾诉——我实在不忍直接打击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
“雁南，不要以为这一次就是真的了，早晚还得过去！”
“不一定。这次的感觉和以前绝对不同。”
“每次你都这样说。”
“是吗？”
“是的。”
雁南便有些惶惑，想想，说：“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三个月之内，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三个月以后还是忘不了，那就是真的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别看我说雁南水性杨花，心里却非常清楚我跟她差不多少，我是说在对待感情问题的风格上，我也属于很容易心动的那种，否则，不至于带伤仓皇出逃走到这步。也许，其实人人都差不多少，区别只在于行动与不行动？好吧，三个月之后！
进家不久，母亲就开始问我的“个人问题”了。我不喜欢母亲问这些，不喜欢任何人问，但自从父亲去后，无论母亲问什么，我都会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从前，常常什么原因没有，我就会跟父母闹别扭，他们想听我说点什么，我偏不说什么，现在不了。我跟母亲说了我新处的那个男友，母亲全神贯注听完了后，下结论说：这人不行。母亲的态度让我温暖让我感激，她从来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她仍然珍重我，在她的心里，我仍然不是需要做季节性降价的处理品。自从进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类打击我都烦了。
当时我半坐床上背靠海绵垫子，受伤的左脚下垫着又一个海绵垫子，随意，慵懒，舒适。这是楼上的一个房间，父母从前的卧室，房间窗下就是一架葡萄，密密匝匝仿佛翠绿的地毯；院外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四季葱茏的山，秋风由窗口吹进，一阵一阵。母亲盘腿坐在我的脚下，手里捧一杯绿茶，从前她一向喝花茶的，父亲去后，改喝了绿茶。于是姊妹们又纷纷往家里买绿茶，比着赛着买，令家中绿茶泛滥。妹妹还从她的无锡同事那里听来了一个保存茶叶的方法：将茶放进铁茶叶桶里，盖子的缝隙处用透明胶带封严，外面再多套上几层塑料袋，搁进
冰箱的冷冻层，随喝随取，什么时候都像刚买来时一样新鲜。我的回家母亲显然高兴极了，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就日日上楼陪我，或者说，我们相互陪着，整天整天地说话。话题不定，想哪说哪，有比较重要的，如我的“个人问题”，大多数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今天说了明天就忘的闲话。母亲的谈话风格与父亲整个相反，擅讲形象的细节，细到连人物彼此的称呼和语气词都不放过。比如说起邻居家成为
植物人了的女主人时，她会这样说：
大校的女儿 第二部分（5）
“早晨我说出去走走，一出院门碰上了张玫，”张玫是那家孩子里唯一的女孩儿。“她说，阿姨，吃了吗？这孩子挺有礼貌，回回见了我主动招呼。我说吃了，你妈妈怎么样了？她说她妈妈能听到她叫她了。说，我一叫我妈的眼皮子就动！唉，这孩子！她妈妈每天都是她给擦，洗，换，都不让保姆上手，连她爸爸，她都不放心。这么麻烦，她图什么，她妈也就是个活死人，不就图，每天进家，能有个妈叫着？”
母亲三岁死了母亲，六岁死了父亲，寄居在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大哥家里。哥嫂对她还好，家境也好，吃上穿上都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还尊重她的意见让她一直读完了高小，那时村里女孩子上学的都很少，但这一切无法代替母爱，母亲举例：“在亲爹亲妈面前你可以撒娇，在哥哥嫂子家里，能吗？夜里肚子疼，不吭，挨着，怕吵了别人，一身身地出汗，身上跟水捞出来的一样；天亮你舅舅带我看病，大夫说这孩子再晚来一步就没救了。……家里边来了客，让叫大叔叫大叔，让叫大姨叫大姨，该说说，该笑笑，很会看大人眼色，村里人都夸我伶俐。伶俐？住在人家的家里，不伶俐也伶俐了！”母亲十四岁那年家乡里去了八路军，她就跟着走了，哥嫂并不拦她，一切由她，十八岁她与我父亲结婚从此后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姜士安也说过与母亲类似的话，可惜，不管多少人说，只要那感受还没成为你的感受，你就很难真正懂得。当时我只是想，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母亲才会对大家公认的张玫的孝顺，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独特解释。后来，五年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这个解释的精辟，感受到了无妈可叫时的痛楚。痛得我在几天之内，生出了一大片白发。
曾以为是深谙死亡的，未成年时就见过两起，一次跟同学爬山，在一个山坳里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衣裤整齐，身材窈窕，脸什么样看不到，她是趴在地上的。我和同学镇定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感到恐惧，相反，倒有一种终于见识了耳闻、想象已久的事物的满足感。第二次是在军区总院住院，风湿性关节炎，科里一个十九岁的圆脸护士似颇喜欢我，一天晚上她值班，问我想不想看死人，我说想，她就带我去了。那人躺在一间灯光昏黄的空屋子里，平车上，而不是床上，被白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圆脸护士把被单掀开，露出了那人的脸，胖得吓人，黄绿色，护士告诉我那是浮肿，死于肝癌。回来的路上护士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她便显出了一些失望。再以后见到的死人就多了。在护训队上生理解剖课，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上来一个放解剖台上，打开肚子，看肝在哪肾在哪肠子在哪都什么样；剪开腿上的皮肤，看什么是腓肠肌胫前肌骨四头肌。那些尸体由于浸泡过久已没有了
脂肪，肌肉的颜色也仿佛肉贩案板上放久了的猪肉，是一种不新鲜了的暗红。以致每一次解剖课后，好多同学好久都见不得菜里的肉。我没有这种反应。解剖时，亦始终平静沉着，只是在看到那人下巴上的胡茬和指甲缝里的灰泥时，心才动了一动，想，他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人据说是一个死刑犯。从护训队毕业进
医院后见到的死人就更多了，时而还能目睹从生到死的那个瞬间。
我想我之所以对死亡不惊讶不恐惧，是因为我视它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但是，死亡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含意，除非是至亲至爱的人的离去，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它。
父亲去世时我一度意趣全无，想，回家来吧，住在家里，守着母亲。什么工作事业人生追求，在父亲的离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不足道，甚至是，可笑。
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跟护士长请假回家，护士长不同意，不是因为工作忙，我们医院的最大问题是闲，不是忙，病源不足。领导日常最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是怎么给下面安排些事做，一来无事生非，二来一大堆闲人游来逛去，看着也不大像话。护士长不同意我回去是她觉着这算不上理由，并以自己为例：“我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就没有回去。”我说：“父亲和父亲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