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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四年一月，节目播出时，我又在电视上看了她一眼。真想打个电话，对她说些什么。但是说什么呢？说一切都会过去？说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再动听的劝说也不能让一颗饱受打击的善良之心得到欢乐。我明白，因此只是默默地拍了她，让她最真实的善与最真实的痛在节目中展现给世人。
令人欣慰的是，前天偶然从台里另一个栏目那里得知，零四年一月，焦点访谈《谁纵容了恶行》这期节目播出后，贺照兰被重新安排工作。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管是什么原因，打击善行的人收回了自己的拳头，这总是个好的信号。虽然黄土地的千载风尘不是一期电视节目能够吹打得动的，但是，毕竟，大幕被掀开一角，风吹进来了。
附：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富荣被推上法场，执行枪决。最终，恶行没有逃脱惩罚。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曲长缨：《追查高考作弊》一片的思考
2002年 7月9日《焦点访谈》播出了《追查高考作弊》一片，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报纷纷转载，网上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访谈》记者的行为，说好道坏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截然相反。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参加节目制作和拍摄的记者之一，我简单介绍一下拍摄的情况，谈谈个人看法。
接到这样的举报已经是7月4日了，决定拍摄之后，距高考只有2天时间了，部里决定让我
客串学生家长和萧津、朱邦录一起去完成这一任务。7月5日，我们赶了最早的一班飞往青岛的飞机，原计划中午前赶到潍坊，去学校寻找发小广告的人，因举报电话说小广告一般是在中午学生下课时发放。不料，飞机晚点，直到下午3点多钟我们才到了潍坊，去几个学校转了一圈，空空如也，不要说发小广告的人，连学生都没几个。我们找不到要找的“活人”，只好连地下的垃圾纸都不肯放过，见废纸就捡，希望是一张小广告。可惜，捡的不是废烟盒，就是废报纸片，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看看学校周围的电线杆，花花绿绿贴的东西倒是不少，也与我们要找的东西无关。无奈，我们只好用了最后一招，给那个助考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说想要他“助考”，电话是通了，可他不在潍坊，正在几十公里外的寿光忙呢，不肯过来，死说活说，他才答应第二天一早过来。
第二天上午，本来要让萧津装成考生和我这个“家长”一道与那人见面，不料，随后在与他的通话中，听得出他对各校的学生和老师的情况了如指掌，让萧津装考生，一个问题答不好就会暴露，所以只能由我一人出面。9点多，这位自称为程鹏的负责人终于上了我们安排的茶楼，把作弊的价钱和手段合盘托出（回来后发现声音录得太小，影响了收视效果）。接下来，他让家长把考生找来，面授机宜，也就在此时，那个摄像包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走过去，拿起来端详摄像孔，问这是谁的包，我心里暗叫不好，赶紧回答说，这是我的包。他一脸狐疑，放下包说：“既然学生一时来不了，我先走了。”随后，我们便跟踪他，一直跟到寿光市一个小旅馆前。后来就有了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考生和其家长与他接头的镜头，这是朱邦录冒了很大风险在近距离拍摄的。
再后来，他上了去100多公里外东营的车，我们无力再跟。一是我已被他认识，无法跟他同车而行；二是萧津一人跟他危险太大；三是朱邦录跟了他，这边的考生就没人拍，只好放弃。这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为了避免被他认出，在跟踪时，我只好脱掉那件扮作家长时穿的外衣，穿着背心在街上走，成了半个“膀爷”。此时我们也曾经想过到公安局报案，但又一想光凭我们的说法，公安局能相信吗，能抓他吗？恐怕不能。因为证据还不充足，公安局可不是随便能调遣的。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们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就在第二天，我们看到那位女学生进了考场，确认她为考生之后，向公安局汇报，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的话，迟迟不愿采取措施。由此不难想像头一天就让公安局配合我们去追助考公司查作弊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按其他媒体上批驳我们之后并给我们“支招”的办法：会同公安部门把那对母女的手机截获，让她们承认与作弊有关，然后再等第二天跟踪追击犯罪嫌疑人，行不行呢？肯定还是不行的。在没有抓到作弊铁证的情况下，首先我们不能认定那个学生是考生，也不能认定那对母女与助考公司有接触，又去了手机店，就一定会去作弊。我们仅仅是怀疑，凭什么我们能“会同公安部门把那对母女的手机截获，让她们承认与作弊有关”呢？一般情况下，那对母女也不会承认她们准备作弊，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天，我们和监考人员在教室询问那位考生时，她先是坚决不承认身上有手机，手机被查出后，她说自己没有用它接收过信息；当手机上显示她确实收过信息后，她又谎称要上厕所，把身上藏的耳机偷偷扔到了便池里……
这样的人，你能指望她在没有被当场抓到的情况下，就承认想要作弊吗？说不定还反咬一口，说你诬告呢！至于说，想让其配合抓犯罪嫌疑人，也不太现实。事发之后，她的母亲马上打电话到家里告其丈夫出事了，暗示他采取补救措施。明明她手里有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账号，可就是不肯告诉我们，说丢了，致使这条线索中断。试想如果那时我们按这个“支招”办了，却找不到助考公司与她们共同作弊的证据，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使助考公司马上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采取更隐秘的手段对付我们，使我们的采访完全失败。更何况在没有确实把握的情况下惊动他们，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等很多复杂因素都会在其中起作用，那时，不但观众看不到“一期精彩的节目”，而且更谈不上让记者“具备做人的基本准则”了。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当时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选择。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才把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揭露高考作弊的节目奉献给广大观众，引起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警觉和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当然，要说疏漏和遗憾也是不少的，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对这一选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人手不够，顾此失彼，让助考公司负责人轻而易举地逃脱，不但使后来的追捕和破案困难重重，就我们本身来说也失去了一个做追踪报道的机会，失去了一个在报道的同时破获一个重大案件的机会。试想如果有另一路记者追踪助考公司，查出其在东营的窝点和同案人，在寿光证据拿到后立即报公安机关将其负责人抓获，不但可以为广大观众再奉献一期精彩的节目，而且还可以顺藤摸瓜、上挂下联，查处更多的作弊考生，挖出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为净化高考环境除一大害，从而取得更大的社会反响和收视效果。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冯成：香 街 游
2004年元月24日（北京）——23日（巴黎）
10个小时的飞行似乎不是特别难以忍受，8000多公里的路程，说万水千山并不为过。在同一航班上吃两顿饭也是头一遭。再想一想，能参加报道法国“中国文化节”活动，艾菲尔铁塔的点亮仪式、香榭丽舍大街盛装游行、凡尔塞宫的康熙展，哪一样单独拎出来都该叫人热血沸腾，更何况这是我的法国处女行，当然也是我的外国处女行。巴黎，时尚之都，浪漫
之城？我在慢慢儿聚集兴奋度。我就不相信只有与屠夫和乡镇干部过招儿的命。
飞机停靠在戴高东机场，出关的时候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和播音员李瑞英，还有两个不伙子不认识。他们是为了报道国家主席胡锦涛元月26号即将对法国访问这件事到巴黎的。交谈中李挺告诉我；在巴黎有什么事就给他打电话。记下号码后与他们一行告别。
巴黎刚刚下过雨，空气很湿润，比北京要暖和一些，出关花了一个多小时，坐上文化部接机的车已经是巴黎时间下午快六点了，北京应该是第二天（24号）凌晨一点钟。从机场往市区的路上车很多，但不算太堵，放眼望去，车都很小（应该是私家车为主），但都很别致，个性、前卫。特别是有一款“雷诺”，太空车一样（后来看电视广告，果然就是这个创意，车在月球上耍酷）。
到酒店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其实中途就黑透了，我不戴手表，又懒得看手机，不知道几点了，刚刚在房间放下行李，文化部的人就告诉我念东梅已经到了。
这次来法国，本来应该是与二组的编导陈远达同行，他的护照在最后一刻出了点小麻烦，所以部里领导找在法国读书的念东梅帮忙采访。
找到文化部工作人员的房间时，念东梅已经在和他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第二天的采访了，我听了一下，毕竟是在评论部工作过的记者，念东梅进入状态很快。商量完已经十一点多了，我有点儿困了。
2004年元月25日（北京）——24日（巴黎）
做完一个采访赶到凯旋门时是下午一点，离两点钟的香街盛装游行还有一个小时，念东梅先做串场，不太顺？？因为不断地有人在镜头前窜，还有好多中国同胞看见念东梅手里的台标就大呼小叫，跑过来问东问西。巴黎的中国人真多！香街两旁的人越聚越多，老天爷还真给面子，把据说是许久不见的太阳给派出来了，虽然云们不太甘心，总是捣乱，就像巴黎人在我的镜头前穿来穿去一样，但最终云们还是没有扛过太阳，香街被正午的阳光给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