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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走进＜焦点访谈＞的办公室看到的一张张笑脸，和立方、翟树杰、刘涛等等等等，我只是一个来试用的临时工，我是准备好了要先给老师们端几个月茶倒几个月水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到任何一个新单位都是这样开始新工作的。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却是那些亲和的微笑。这微笑打消了我初来乍到的拘谨感，一个星期后，我就出差拍片了，临走前，一位老师对我说：祝你成功！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新闻评论部的创始人之一孙玉胜（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在1997年评论部年会上讲过的一番话，他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个理论，人有五种基本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你们在座的来说，前四种需求基本上都实现了，所以我们做领导的，现在就要想方设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满足你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这话让我的心潮澎湃了许久。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活着，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热爱和追求。而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是多么难得。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下半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是拍一节目，折一个节目。那一段时间，我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了，甚至曾经一度想到过逃离。而正是这时候，当时的制片人关海鹰（现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关海鹰初看起来不苟言笑，深沉严肃，但实际上内心却极其耐心细致。当你拿到一个选题，他会先给你假设各种不利于采访的可能，让你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采访中间遇到阻力，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采取什么办法有可能取得突破；后期编辑时，他甚至逐字逐句地帮你改片子。随着节目一个个播出，我的情绪逐渐扭转过来，1999年，我做的一期节目＜吉烟现象＞竟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正如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在其著作＜＜焦点访谈＞红皮书＞中所说，在来焦点访谈节目组之前，我没有什么太出色的作品，个人也无多大的影响。但是在换了工作环境之后，我能很快一举夺得中国新闻的最高荣誉，站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领奖台上，这要归功于焦点访谈吸纳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的机制。
＜焦点访谈＞是“亿”人注目的栏目，每个在其中工作过的人都有自己的感悟，对我来说，因为有了焦点访谈六年记者的经历，我的生命变得丰富、精彩而格外有意义。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杨涛洲：在路上
一个电话改变了人生
“最近有事吗？”
“没什么事。”
“那我们这儿有个片子需要有个录音你过来帮个忙，大约十天左右，开车从北京到深圳， 沿路采访挺有意思的。本来我想去；可我要做两会报道，头不让我去。”
“那行吧。”
“明天台里见面再说。”
这是我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刘昶在９５年3月初的一次简短通话，那时刘昶已经在〈焦点访谈〉工作了一年，他是节目的元老之一。
那时，我也不想在原单位干了，在外边谈好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去担任主录音师。该剧的导演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具票房影响力的电影导演，当时就已经声名显赫。能够跟他合作，对于我一个刚刚毕业一年多的年青录音师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我是经过剧组再三选择定下来的。
不过，剧组何时开机还没定，出去半个多月，估计问题不大，所以我很爽快地答应刘昶的邀请。
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不经意的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与《焦点访谈》合作的十多天是紧张忙碌的，但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这次拍摄让我大开眼界，我知道居然还有一些人是这样工作的：领导没有任何架子，平时随便和下级说笑，谈起工作来命令下达简单明了，下级有不同意见不用顾忌领导的面子当场就提，谁对就听谁的；同事和同事之间都像是兄弟姐妹，为了业务上的事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说完就完转眼又谈笑风生，大家都是以诚相待，其乐融融。
回到北京后，我向单位领导请假去拍那部电视剧，遭到了拒绝。我终于按捺不住在心中憋了近两年的怒火，和领导闹翻了。我至今还没想明白当时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也许是刚刚感受完〈焦点访谈〉那种充满人文气息的工作氛围。应该说我的原单位也是一个带国字头的电视机构，但是当时那里的工作风气是你每天喝茶看报聊大天才是好同志，因为你安分守己。但凡你有什么新想法想干点片子，立刻就有人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
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人身心疲惫，我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只干过一个三十集的动画译制片，花了半个月时间，剩下的日子就是每天坐着。这对于刚离开校门想干点事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毕业分配时；我是放弃了留校任教，或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机会而选择了这家单位的，本以为这个单位虽然新而且小，但机会多，工作上成长得快一点，没想到事与愿违，这可能就是年青要付出的代价吧。
虽然我已决定离开原单位但原来的打算是拍戏，毕竟自己是电影学院录音系科班出来的，那时全国本科毕业学录音艺术专业的也就百十来号人，但是和《焦点访谈》的这次合作让我感到这里就像个家，也许我还不是个坚定的追求艺术的人，我还需要个集体，希望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刘昶的一个电话让我和〈焦点访谈〉有了第一次圆满的合作，让我放弃了艺术，选择了新闻，我决定加盟〈焦点访谈〉。
“来可以，上下对你反映都还不错，主任也同意，但有个条件，你得把你的头发剪短了，男的留什么长发。”
长发剪否成了加盟的唯一条件
和刘昶通话后的第二天；我就到中央台参加节目准备会。在会上才知道我参加的是〈焦点访谈〉开播一周年特别节目，〈焦点访谈〉记者一组制片人张步兵任总导演。当时整个节目组只有两个外请主创人员，一个是我担任录音，还有一个是节目撰稿，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当时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说句实话，在会场上我的一头长发是显得有些另类，在介绍我的时候好像还有人特意说到了我的长发，说是搞艺术的，其实我留长发和我的职业没什么关系，也许太乍眼给张步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整个节目摄制过程中我和摄像栗严，王晓鹏一直在一辆伪装的运玻璃货车中进行隐蔽拍摄，在节目的编辑过程中经常需要车内车外进行平行剪辑。就为我的头发，张步兵一直抱怨没镜头可用，因为车内的镜头经常会出现一头长发的我，所以在整个四十五分钟的片子中只出现过我一个镜头，这还是张步兵不得以，因为要上人名介绍我。“关于长发——”这半句话是当时张步兵对我说的，它成了我加入访谈的惟一条件。
为了到访谈工作，我剪掉了头发。不过后来头发又慢慢长起来了，当然这是在张步兵调离〈焦点访谈〉组建〈新闻调查〉之后的事了。
其实，我的长发也有发挥作用的时候。1996年春天，访谈要做一期关于打击盗版牒的片子。当时的偷拍设备非常复杂，是一种眼睛式的，要在两个眼睛腿后拖上两根长长的传输线，组里的摄像都是短头发，让女记者去扮演买牒人在当时也不太妥当，而且主观镜头会很多，镜头单调，回来不好编辑，于是我的长发派上了用场。
我全副武装，在北京中关村地区拍摄了一天，效果不错，根据需要各种景别的画面都有。记得好像那期节目在摄像一栏中还打了我的名字。其实不用张步兵念叨，我的头发还是经常修理的，至不过间隔长一些。但近几年我的头发保持着一定的长度，那是因为敬大姐，敬一丹说我还是留长发好看，因为她第一见我就是留着长发，还是在９５年拍摄〈焦点访谈〉一周年特别节目的时候。
整整九年，在〈焦点访谈〉一说找一个长头发的男同志，没别人准是我——负责访谈后期合成的杨涛洲。
我的工作就是“打点工”
刚到访谈工作，我的岗位并不是后期合成，还是本行录音。一个十几分钟的新闻节目配个录音，显然是有点奢侈了，所以活不多，每天就是接接热线电话，拆拆观众来信。没几天张步兵看我有点闲，就跟我说现在录音的事也不多，你要不然学学后期合成。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本来我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的：我的专业是声音创作，自己再学会操机画面编辑，电视这东西本身就是通过视听表现，那我不全掌握了，艺不压身嘛。我想得挺美，没想到这一干就是整整九年。
后期合成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掌握设备，画面剪辑理论在电影学院也都学过，因为访谈经常要赶时效节目，没有大块的时间让我在合成台上练习，自己拿着说明书看得挺明白，一上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一个强调动手的活，有点像学开车，一旦掌握了非常简单，关键是灵活运用。
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原访谈记者二组的陈新红和曲长缨。平时没有机会练习，他们两人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拿他们自己不赶播出的片子让我做，让我独立制作一期完整的访谈播出节目，因为手慢经常耽误他们俩很多时间，但他们从没有抱怨过，而是鼓励我。如果说有我后来在访谈牢牢站稳脚跟，能胜任这个工作岗位，我想跟他们最初对我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