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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公室曾是《观察与思考》栏目的办公室,《观察与思考》栏目为中央电视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新闻评论部现任的五位领导中,就有四位是从这个办公室中走出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焦点访谈》是在《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借《东方时空》的力量组建起来的一个栏目。当时的《焦点访谈》有两个记者组,人员组成主要是《观察与思考》的原班人马和我们这些刚被招聘来的电视新生,两个记者组和后期的合成机房都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
当时在这个办公室的南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面对着四千万双眼睛。这句话是当时那间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因为据当时的收视调查,《观察与思考》栏目有四千万名观众。在1994年3月初,当我走进这个办公室时,《观察与思考》还没有停播,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句话时,我感到震撼,更感受到了一种责任——一个电视新闻人的责任。
这个位于中央台十四层东北角的办公室,后来成了《焦点访谈》记者一组、二组的基地和后期的合成机房。《焦点访谈》开播不久,大部分人都搬到了工运学院的图书馆去办公。工运学院位于海淀区增光路上,那儿附近的小饭馆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环顾目前在访谈一线工作的编辑记者,在那儿做过节目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那是一间巨大的办公室,有二、三百平方米,它被很多灰色的高大的书柜分割成宿舍区和办公区。在宿舍区,每个单人床之间仅有一个书柜相隔。一些家在外地、北京没有住处的同事就住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人戏称那是《焦点访谈》的同居时代。
后来我们又搬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又回到了十四楼,后来又搬到了中央台西门对面的科技情报所,后来就搬到了中央台的十八楼,也就是我们现在办公的地方。无论是从南搬到北,还是从北搬到东,再从东搬到西,无论搬到哪里,中央台的十四楼都是我的起点,也是很多人的起点。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吕少波:车 祸
我刚到《焦点访谈》工作时就有一个想法,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把我采访去过的地方用小红旗一个一个都标出来,看看多长时间可以将小红旗插遍全中国。现在10个年头过去了,我的地图没有完成,但我的足迹实际上已留在了祖国大地的几乎每个角落。这几年来我平均每年出差都在200天以上,不是在天上飞就是在地上跑。不了解的人可能会很羡慕我们能天南地北地跑来跑去。可实际上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常常连走马观花都够不上。许多的名山大川经过多次也不得一见。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
了,由于我们采访的经常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从一个地方赶赴另一个地方,赶路占了我们大部分时间脑子里经常转着的是航班时刻或列车时刻。所以我们的程序经常是下了飞机上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才能到达采访地点。一次到青藏线上采访,来回10天,跑路就用了8天。或许有人会问:你们外出采访会不会很危险?是的,出门的时间多了,在路上时间长了说不定就会遇上什么情况。交通事故应该是最大的危险,《焦点访谈》的记者中没有遇到过车祸的很少,而我可能是车祸出得最大的一个。
1999年2月2日,我和刘涛在山西灵丘县完成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采访后从山西乘汽车返回北京。途中要翻过太行山脉,有一段很险的盘山路中河北易县境内,被称为“十八盘”。就在我们走到十八盘的最后两盘,就快上京石高速路时,一辆运送蔬菜的大货车在拐弯处强行超越一辆农用车,正好与下山的我们撞个正着,我们的车正好撞在大货车的加大油箱上(要知道那里面是满满的180公升汽油)。那一瞬间,只听到司机大喊一声:“完了!”,四面就响起一片撞击声,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团火球从车前方冲进了车箱。所幸车上的四个人在撞击中都还是清醒的。着火了!我和刘涛坐在后排,我想推开左手的车门,但在撞击中车门已严重变形,根本打不开。正当我准备用脚踹开车门时,感到右侧坐位上的刘涛已出去了!我本能地用手去摸身边的摄像机,可什么也没摸到?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用脚一蹬左侧的车门,整个人躺着就窜出了火海。我落在地上时身上也有火,就顺着山路向下滚。我刚站起身,就听到刘涛喊:“你身上还有火!”于是又滚了一段,才将火压灭。这时,想到我的摄像机还在车上,我想去找,可上哪找?眼前是十几米高的火焰,三辆汽车全都湮没在火海里了。万幸的是,三辆车上的八个人都从火球里逃了出来。惊魂不定地站在一旁。我们车上四个人的伤都比较重。刘涛右臂耷拉着不听使唤,一定是骨折了,我脸和手都是火辣辣钻心的痛。正当我们还试图将后背箱里的磁带取出时,一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就好似美国大片里的特技镜头,我们的车彻底完了。
冲天的黑烟和爆炸声音引来了附近的农民。当他们一听说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出事了,立刻拦车车送我们上医院。路过的几辆车都不停,农民急了,就拉成人墙拦住了一辆天津牌子的小车将我们送到最近的一家战地医院。这一感人的一幕至今还让我们念念不忘。
不幸中的万幸,我当时身上穿了一件皮衣,为我挡住了溅在后背上的汽油。我的主治大夫说,如果不是那件皮衣,我身上的烧伤面积可能就不是7%,而是70%了!可惜那件救命的皮衣实在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一股刺鼻的汽油味,找不到一个可以保存它的地方,只好扔掉。
由于及时,刘涛的骨折和我的烧伤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转回北京后,此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我们先后都出了院,身上都留下了光荣的疤痕。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法展:“访谈人”的二、三陋习
一口气做了六年的《焦点访谈》记者,做这个栏目的记者,每个人都会有许多采访中遇到的难以忘怀的故事,我最难忘的,有时甚至时常浮出脑海中的有这么几件事,事情虽小,也能折射出访谈记者的生活工作特点吧。
一、不良的卫生习惯
1998年,我从中央广播电台来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虽然之前,我做了十年的广播记者,算上去也是一名老记了。可是访谈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我还是没有预料到,尤其是做舆论监督报道,从早上一爬起来,到晚上倒下睡着,满脑子高度紧张,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这一下子出了大事儿了。从来皮肤光滑如少女的本人,脸上一下子冒出了几颗巨大的痘痘,一个下去了,又一个出来。出镜反打的时候,摄像杨明泽有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光滑的侧脸。
晚上休息的时候,杨明泽严肃地跟我谈,脸上这样子痘痘聚会,还怎么干电视呀。这样一来,我就更紧张了,可是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如何解决才好。
第二天采访正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忽听明泽高声叫道:“停车!”司机停下,这位老兄走进路边的高粱地,一会出来后说:“出恭了。”突然他想起了什么:“这几天与你同屋同行,好像没怎么见到你出恭呀?”
经明泽这么一提示,我方大吃一惊:“哎呀,真的,忙得忘记了!”
老记者杨明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你脸上长痘痘的原因啦!新来的,告诉你,做一个访谈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不管有天大的事,只要想出恭,什么事都可以靠边,否则,你永远没有时间出!”
依言所行,第二天,我脸上的痘痘全没了。
现今在《焦点访谈》,脸上长痘痘的基本上是新来的。
后来,当我成为一名访谈的老记者后,没有我不能出恭的时间和地点,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次,在云南一农村的猪圈里与两头猪一块拉过巴巴;在贵州一处盘山路,手拉一棵树,悬在悬崖上出恭一次;在甘肃古长城脚下,提起裤子后,发现两条白花蛇正从脚下的洞口向我怒目而视……
反而是我出恭的导师,后来不如我大气了。我和明泽最后一次合作是冬季到辽宁拍片,夜宿农家院后,我顶着室外零下42度的温度去了一趟农家野地简易茅厕。回屋后,我跟明泽说:“外面贼冷,你备个小棍上厕所吧,边上边敲才行!”这位老兄没吭一声,裹被入睡。第二天采访了一天,夜晚十二点冒雪赶到辽阳,入住了一家暖气十足的宾馆,喊明泽吃夜宵,这位老兄在卫生间里高喊:“你自个去吧,我要出恭!”原来,他生是憋了两天。
二、不良的生活习惯
去年年底,全体体检,我和同事们居然大多数都检查出有脂肪肝,望着同事们日渐粗壮的体型,真是哭笑不得,外人还以为我们是如何贪吃贪喝,才得上了脂肪肝呢。
其实,饮食不规律,才是患上脂肪肝的祸首,访谈的记者在外出采访期间,午饭很少有规律可言,要么在暗访的兴头上,错过饭点;要么刚找到当事人,不赶紧采访完,他转眼就不见了。等到忙活完了,往往就是三、四点钟了,此时吃午饭能不饿吗?饿了能不多吃些吗?晚上的晚饭倒是准时,因为天一黑摄像机无法拍摄,可午饭、晚饭挨得如此近,晚饭后累了一天早早就休息,时间一长身体就有问题了。
首先是体型,据说在日本,相扑运动员的体型全都是锻炼一上午,空腹到下午猛吃一吨,晚上早早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