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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职务是警长。
“据我们观察，你们不像是真要买票的人，” 黄警长说。
呦！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毕竟上海”，我想。时至今日我也没搞明白，我们在什么时候，露出了怎样的破绽。
“说说吧，从哪儿来，干什么的。”
“我们从北京来”，我把身份证给递给了黄警长。为了能够顺利暗访，我们不能轻易暴露真实身份。
“既然证明不了自己是干什么的，那只好先委屈你们在这里呆一阵子。”说完，黄警长带着那个票贩子扬长而去。
过了一小时
又了过一小时。
黄警长一去不回，问别的警察，都说不知道他在哪儿，问能不能走，都说不行。
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和小白强压怒火。在我的再三请求下，另一位警察允许我往北京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我暗示“梁片”当时的遭遇，请家里人“营救”我们。
又过了一会儿，黄警长一脸笑容地回来了。“误会，误会，”他连连说。
后来我们知道，黄警长审了半天那个票贩子，一无所获就把他放了，但却把我们给“忘”了，直到北京打来电话。
人获得了自由，采访却泡了汤。
于是，我们在上海休息了两天，买了一些新衣服，换了一身打扮，回到了上海火车站。准备继续进行我们的采访。不料，第一次跟我们打交道的票贩子，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认出了我们。
“不要卖票给他们，他们不是买票的。”他大声嚷嚷。
坏了，这家伙怎么也像黄警长似的。我暗想。
这时候，一直跟着我们采访，曾经当过十年列车长的朋友 “大老赵”，抓住这个票贩子，拎到一个墙角：“别乱叫，再叫我就废了你！”人高马大的他一声暗喝，“乌鸦嘴”于是无声。
从头再来。于是物色票贩子，排队。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后，到了窗口，票贩子用上海话咕哝几句，窗口那边就递过来了两张第二天到北京的卧铺票。要知道，此时的电子显示屏上写着“三日内北京无票。”
“多少钱？”采访还没完，我问票贩子。
“不要钱，不要钱。”票贩子的回答让我一愣。
“我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反正你们也要吃饭，不如到我哪去吧。”票贩子一脸的恳切。
难道还有什么花样？或者跟铁路内部的人接头？我们三个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跟了过去。
这是一个不大的饭馆，里面摆了四五个小桌子，环境看上去还过得去。但一看菜谱我们就都傻了眼：一碗阳春面30，一听可乐30，一盘炒白菜40 。。。。。。
“大哥；我们也不容易；挣点钞票还得分一半给买票的；看上去；你们也像吃饭能报销的；您看是不是多少点几个菜吃吃；发票好说。。。。。。”票贩子讪讪地说。
原来 票贩子就是这样把火车票的差价，巧妙的加到了餐费里。对于出公差的人来说，那一部分代价显然在吃喝当中消化掉了。
上海的文明程度令人惊讶，连票贩子挣钱的方式都透着和善，透着人文。
既来之，则吃之。我们随便点了两个菜，买了一听可乐，没想到竟然花了150块钱！结完帐，我们急急忙忙从小饭馆里出来，到对面的一个快餐店回放拍摄的暗访素材。清晰的声音和完整的画面再现了刚才那一幕。
那期《暗访铁路承诺制》的节目两天后播出，引起一片哗然。铁道部自不必说，其他作出承诺的窗口单位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几天后，铁道部责令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分局、上海火车站派人到铁道部来说明情况，铁路内部称之为“交班”。北上的阵容可谓不小，一共来了了四十多人，在铁道部的一间会议室里，一边看节目，一边说明情况。后来，在铁道部宣传部领导再三邀请下，我还和上海站的人见了面，他们表示虚心整改，铁道部的领导也感谢中央电视台对他们工作的监督。
事过多年，我对黄警长之神通仍然记忆犹新。在春运期间的售票大厅，在拥挤不堪的环境里，很快能够判断出哪些人是真正的旅客，哪些不是，业务能力的确过硬，真可谓“神探”。
但有一件事，令我们回不过神儿来，我们被留在警察的办公室里好几个小时，票贩子怎么能轻易脱身？他该是真正的“犯嫌”。还有，我们再次回访的时候，票贩子马上就知道了我们的意图，是谁透露了消息？如此看来，长时间泡在火车站的那些票贩子也够神的，难道，他们把黄警长也“拿下”了吗？只可惜，后来再也无缘见到黄警长，疑问也就这样一留好多年。
张金柱——罪责难逃的“特权警察”
张金柱是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罪犯，执行时间是1998年2月26日。
此人曾是一个民警，担任过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8月24日晚八点多，他酒后开车，在郑州市的金水路上，制造了一场人间惨剧。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当场撞死，孩子的父亲连同一辆自行车，被挂在张金柱的丰田佳美汽车下，一路狂奔，冲出去1500多米之后，在众人的拦劫下车才被迫停下。
1997年10月13日，《焦点访谈》播出《逃不掉的罪责》，披露了张金柱撞人逃逸案的全过程。作为这期节目的采编者，在片中，我采访了大量的目击者以及幸存的被害人苏东海，当然还有张金柱本人。节目播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开车肇事后逃逸的人被人们统统叫做“张金柱”。
对于执法犯法警察的采访向来不易，张金柱案尤其如此。
寻找交通事故目击证人是采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我记得当时辗转物色到了七位现场目击者。但就在要采访的时候，有六个人打了退堂鼓，能够接受采访只有一个人，他是位老党员，曾是个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他说：“在好莱坞警匪片中才能出现的镜头却在郑州的街头上演了”。对于那些不肯站出来作证的人，我想他们顾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张金柱本人身份的特殊。就因为他是一个警察，一个身居要职的警察。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警察一般都是有“特权”的人。
张金柱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下如此嚣张？警察的身份是否能让司法维持应有的公正？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需要破解的一个个问号。随着调查的深入，很多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肇事的那辆丰田佳美，是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送给张金柱的。车主远在广西，车却挂着河南的牌照，而且，是一辆报废的北京吉普的牌照，这个情况当时警方并不掌握，是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个公安局政委驾着一辆来历不明的车，牌照也是用的别人的牌照，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特权作用的结果，一般老百姓行吗？
还有一个细节，从张金柱的履历表中我们看到，他曾在部队里当过修理汽车的技工，这不仅能够证明他有很好的驾驶技术，而且，对机械性能也有超出一般人的了解。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撞了人。可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位警察，肇事之后，拖着人一路狂奔，那这个人不仅可称作“丧尽天良”，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这跟他的特殊身份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那期节目的搭档是一位资深记者，叫杨明泽。张金柱案的特殊性考验了我们作为记者的基本功和职业良心。事关重大，一头是命案，一头是有领导职务的警察。这给我们的采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采访要细致入微；经得住方方面面的审核。
采访张金柱是节目的必须，经过争取，我们在郑州看守所见到了他。见面之后，张金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借故自己身体不好，怀里抱着氧气袋，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后来我找到看守所里的狱医，他说张金柱是心脏的确有点不舒服，但并无大碍。既便是这样，我们作为记者，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强行采访，哪怕他是个犯罪嫌疑人。
为打破僵局，我和杨明泽先跟张金柱聊别的事，让他放松心理戒备，说说自己的真心话。张金柱却一直摇头，没有说话。等我们收拾好采访设备，即将无功而返时，他嘴里嘟囔了几句话，他说，这点小事就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应该给我一机会。这番话后来被《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用在《逃不掉的罪责》这期节目的结尾，引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
一些人说，包括张金柱自己也认为，他之所以被处以极刑，是新闻报道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是被媒体和舆论杀掉的。这也便是为什么他在1998年被执行死刑之后，有关张金柱的话题仍然延续到今天的一个原因。
当然作为跟踪报道张金柱案全过程的记者，我对这种说法很敏感，也很在意。直到现在，法学界对张金柱是否应该判死刑有争论。其实，对一个案件，一个判决存有争议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法制环境的宽松，法学界的活跃。但是说《焦点访谈》杀了张金柱，于法无据，与事不附。很显然，张金柱如此的结局，既有法律的庄严审判，也包含了民意的道德谴责。如果说在大众舆论的层面上，包括《焦点访谈》在内的一些媒体发挥了作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前不久沈阳的刘涌黑社会案，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没有民意的集中反映，结果如何，怕自有公论。换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