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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
杜培武在法庭上以自己没有杀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的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杜培武无罪。
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为何又被判无罪释放？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杀害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落网。
杜培武显然是个悲剧人物。
一个无辜的警察，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承认自己杀过人，这是一个急需找到答案的问题。我的采访，不用多说，顺着调查一系列错误的产生而开始：为什么公安会错抓？为什么检察院会错诉？为什么法院会错判？正是这一连串的错误，导致杜培武错案的发生。
刑讯逼供是极易想到的答案。
问题是，情节怎样，证据在哪？
对杜培武的采访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已患小脑萎缩症的他，坐在我面前，回忆那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景。
“在刑警队的办公室，我经常被用手铐铐起来，吊在防盗窗的钢梁上”，他说，“当整个身体悬空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基本上就会失去知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承认是我杀了他们。”
杜培武的回忆给我提供了进一步采访的线索和思路，之后，我在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办公室里拍到了令人恐怖的那些钢梁。
杜培武案的侦破经过了警犬识别、测谎仪测谎等技术手段，据说都推断他去过现场的杀人嫌疑非常之大。还有杜培武袖口上残留有开了枪以后枪药的残迹，而他腿脚上的一些泥巴的成分与发案现场的泥土的成分非常近似，所以依据这些“有罪证据”锁定了他。
但是杜培武没有做过案。
取得口供是破案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一般民警办案的心态，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无意间，我看到了公安机关的一段录像资料，内容是杜培武在作案现场对自己作案过程的描述。
“在车上，你先开枪杀的谁？”录像中，公安人员问他。要知道，这些民警原来差不多都是杜培武的同事。
杜培武说“我把王俊波的手枪借过来，很长时间没拿枪了，我感觉挺新鲜，然后把枪拿在手里玩儿，后来我想，先杀谁呢，干脆先杀王俊波吧，因为他是我的情敌，他跟我妻子关系暧昧。我举起枪来就是两枪，把他打死在座位上。我的妻子王晓湘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哀求我说，你不要再杀人了，她说了一些哀求的话。我一想你既然和他好，那你们就去阴间相会吧，又给了她两枪。”
录像中，杜培武说这番话时，表情既丰富，又复杂。
看了那些录像，不由得你不相信他是凶手。我问杜培武，“既然你没做案为什么有这么真实的描述？”
“那是一步一步诱供的结果，”他说，“我编的故事必须跟现实发生的一样。我得按逻辑去编，我得按他们的提示去编。我编的内容，只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逐步靠近我原来的同事所认定的那种所谓真实的情景。”所以可见他在这过程中遭受的痛苦有多大。
事过两年，在医院，我还能清楚地看到杜培武两个手腕，两个脚腕很深的用手铐和脚镣磨过以后留下的疤痕。但谁都知道，留在他心里的伤痕，更是无法抹去的。
因为是警察，杜培武知道自己的权利。他利用所有的可能为自己讨公道。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杜培武当庭拿出一件血衣，用以证明自己无端地被刑讯逼供。但令他失望的是，当他千方百计地保留下一个对他十分有利的证据，又想方设法带到法庭上时，审判长的态度几乎令他绝望：“交到法庭上来吧”，之后，便没了下文。
“我当时真是与哭无泪啊，”杜培武说，“我感到，面对不公的司法，我个人显得多么渺小。”
既然血衣这样的证据未被法庭采信，杜陪武想到了，他在看守所时还被拍过照片。
那是刚刚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由于在刑警队被反复地刑讯逼供，杜培武的身上，特别是脚上和手上留下了明显的伤痕。他找到当时的一位驻所检察官，请求他为自己拍下照片，以备日后提供给法庭作为证据。这位检察官也觉事关重大，于是，他叫来看守所的另一位民警为杜培武拍照。
“一共拍了四张，”杜培武回忆说。
法庭审理时，杜陪武提到了这些照片。
“拍大概拍过，但不知道照片放在哪里了。”那位看守所民警作证说。
于是，照片，另一个能够证明杜培武被刑讯逼供的关键证据，有一次被“忽略”了。
是否真的拍过这些照片？如果拍过，照片在哪？这些问题也立刻成为我们的调查重点。
后来就找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相关民警说，记不太清楚，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么他也没有否认这个照片的存在。我们又找到了法院，法院说据法庭调查没有这样的照片存在。我又找到杜培武，反复请他核实这个照片到底在哪儿照的，谁给照的，照了些什么，可能存在什么地方。因为时间比较久，杜培武也不能够完全回忆当时的情况，调查陷入了僵局。
后来经过大量的调查了解摸底，我觉得在公诉机关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就找到了昆明市的检察院，检察院说杜培武已经结案了，卷宗都已经上交到了云南省检察院，不在他们那儿。
我又到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检察院说卷宗虽然在这儿，但是照片是怎么回事不便作出回答。二次陷入僵局。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有一点可能性，就要一挖到底。
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当时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卷宗的一位检察官。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提出来看一看卷宗，仅仅是看一看，没有提出来要拍摄。这个检察官对杜培武也充满了同情，他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到了办公室，看他从别的房间里拿过来杜培武案的全部侦察卷宗。
我喜出望外，飞快地翻了起来。
找了一本，没有。又找了一本，还是没有。
等翻到十来本时，在附卷看到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杜培武！他的近景、中景和远景的，全身和局部的照片。别看就是四张照片，但是记录得很完整！要光是一个手腕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的手腕，这不能够被确定，显然拍照片的人是很有经验的，既有局部的，又有中景的，还有全景的，但是我有言在先，我只能看，不能拍，但是我又看到了，怎么办。我们不能让那位检察官担负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说你不想去别的房间打个电话吗？那个检察官说正好我有个事情要办一下。就在这个当口我暗示我的摄像，杜培武的四张照片后来成为节目中最出彩的证据。
在一次又一次的刑讯逼供之后，在法庭一次一次地不采信不采纳他给提供的证据之后，他绝望了。后来我拍到了一张他写给家里的遗书，就是他在判了死刑之后他写的遗书。遗书上面他说，难道真的把我生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落网上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多么可悲……没想到生机就藏在他绝望的一线希望中。后来还是他的同事打掉了另外的一个犯罪团伙——杨天勇等人，杨天勇他们很快交代自己是杀害王小湘、王俊波的凶手，而且很快找到了那把枪，这是关键证据。这才得以使蒙冤的杜培武获得了自由。
杜培武的形象我仍然是比较难忘的，他虽然个头不高，但是充满了一种坚毅感，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受了刑讯逼供，反复被折腾了两年多以后，他的性格有绝大的改变（临床诊断说他小脑萎缩这跟那个精神刺激有一定关联）。他坐在医院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异常冷静，也很超脱，只有在描述自己在刑讯逼供的惨状的时候，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丝悲伤。
我对刑讯逼供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但我采访过五期有关刑讯逼供的话题都没有播出，我一直耿耿于怀。到了2003年，新开播的《声音》节目给了播出这样话题的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以“依法严治刑讯逼供”为话题，在《声音》节目里请来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和法学家对刑讯逼供所产生的原因，后果，危害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杜培武案自然成为这个节目中间的一个案例。
百感交集的杜培武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对我说，没有想到作为一家媒体的一名记者，这么长时间之后你还持续关注这个事件。他还说，一开始看这期节目的时候，是在非常激动的状态下看完的，脑子里很乱，等第二天早晨重播的时候，他才算静下心来又看了一遍。可以想见，几年前的那一幕幕对他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每一次看我所剪辑编好的《焦点访谈》《杜培武的遭遇》这期节目，我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最开始是对他个人的同情。到了《声音》节目便成了对中国法制的思考。因为《声音》节目提出来的司法建议是要修改相关法律，刑讯逼供这样的类似的案件的审理要举证倒置，就是说让公安机关拿出证据来证明没有打过原告，没有打过反映刑讯逼供的人，而不是说依据现在的法律说，让被打的人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被打过。
杜培武曾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