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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培武曾被双开，又被吸纳进公安队伍。后来他说，作为警察我知道怎样珍惜警察的荣誉。我绝不搞类似这样的事情。对刑讯逼供从原来一般的理解到现在有切肤之痛，我理解他的感受。
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杜培武本人的伤害是巨大的，是金钱所无法挽回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虽不是非常激昂，但态度是异常坚定。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还是对警察的这种职业有跟他最初选择警校一样神圣的感觉，这里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有差别的，我相信这种差别的存在。他之所以现在还回到警察队伍中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找回自己的尊严。有的时候人们通过一个民警会联想到整个队伍的所谓的腐败或者是执法不公，我想杜培武本人可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或者自己的存在来证明这支队伍还是好的，是有希望的让人民放心的。
郑东强——有胆有识的公安局长
除了公安题材的批评报道比较难作之外，一些与公安有关的节目往往采访难度也不小。比如打黑、打私、缉毒、追捕，此类案件一般环节多，曲折复杂，拍摄风险大，在采访过程中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多。在我多年的《焦点访谈》的经历中，有相当多的公安民警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这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郑东强。
郑局长是一个老干探，刑侦出身，在警察圈里有相当的影响，口碑也很好。我跟他的交往源于1999年3月份去厦门的一次采访，那次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涉嫌走私犯罪的团伙。
1999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封观众来信，写信人是杨浦海关的一位关长秘书。“《焦点访谈》编辑同志，现将我关领导收到的‘内部商情’寄上。看后颇感里边大有文章，首先，寄信人在信中既不署单位名称，也不署单位地址，从查找区号才得知，是福建厦门、泉州一带。第二，信中自称长期与台湾进行贸易合作，采用多种渠道进口分类商品，所提到的轿车、摩托车、彩电、音响、空调、手机、都属于许可证管理，国家限制进口重点敏感产品等等。第三，报价上，能够看出这个价格之低令人不可思议。其中轿车系列（翻新）是国家禁止进口的，其它各种型号轿车从我们开关掌握的最低估价，所列价格也不足最低档案价，更不用说法定关税了。”写信人认为这一线索可能涉及重大走私犯罪，于是把这封信就寄给了《焦点访谈》，寄到了我的手上。
拿到这封信，我立即找到了海关总署新成立的走私犯罪侦查局。那个时候这个局刚刚挂牌，没有精力抽出人力来陪同我们前往厦门进行采访，于是安排了厦门走私犯罪侦查的分局的同志配合我们。
带着线索我们到了厦门。一到厦门，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在我看来，但凡比较大的走私团伙，都是和当地海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招不慎就会打草惊蛇。这个时候有一位朋友把抓，我跟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郑东强，是厦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抓刑侦很有经验。以前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局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主要抓打击走私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找到了郑东强局长。郑局长当时也很犹豫，他说新的专门机构已经成立了，打私不归地方公安管了。我们来插手这个事情，恐怕多有不妥。我觉得也有道理。
此时，涉嫌买卖私货的人，不断跟我联系。如果我要再耽搁下去，会失去最佳的采访时机，公安人员也会失去打击走私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情况下，我就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了当时福建省省委的一个领导，我请他帮助，这个省委领导很快回复说，请当地缉私的地方公安协同你们，配合采访，同时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在这个前提下，我和郑局又一次亲密接触。
对方电话打过去，我自称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准备给他做一笔生意。我就问他这个单上的有关供货的情况，他说我们这个都是秘密的，需要面谈才行。当时我在厦门，为麻痹对方，我自称是在南京，后来对方电话里说那好，我们知道这个4月1号有一个航班，有飞机从南京到厦门，你坐这个航班来。
郑东强局长和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另外一个副局长两个人商量定了以后说，我们给你们安排随着那个航班的旅客，一块从出港的方向出来，这样卖货人就不会怀疑你们了。于是我就和我的搭档白河山，提前通过另一个通道，到了机场里边，等这个飞机落到厦门机场，然后从里边出来。果然见有人举着牌子，在接我们。因为厦门是一个岛，如果说走私团伙把我们往岛内接还好办，比较容易掌握和控制，如果他往岛外走，情况就可能比较复杂，不好控制。一旦走到厦门控制的区域之外，那还有一个跟别的警方联手的问题，我们的安全怎么来保障，这也是一个问题。郑东强局长果断决定，不论岛内还是岛外，他们都负责到底。警方将我们必由之路设了几个点，来策应和埋伏。
我们住到走私团伙的人安排的宾馆，固定房间，是312。由于警方部署得比较及时，我们车的后面有民警的车跟着。刚一到312房间，没几分钟，警方就把312房间对面和左右的房间全面控制起来。后来我知道有几十个民警就分别在这几个房间里，一面观察对方的动向，同时也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记者乔装采访，有一个尺度需要把握，你在拿到事实的同时是不是在引诱犯罪？比如说别人卖一部手机，你说光要这部手机不行，你给我搞部奔驰。别人说没有，你说看你报价是30万，我给你60万。可能在这个利益驱动下，他就为你搞到了奔驰，其结果是使犯罪情节变得严重了。我是法学硕士，我当然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带着疑问请示制片人梁建增。他也认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绕过，也必须解决好，让我马上请教中央电视台律师石村。与此同时，我跟郑东强局长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方案，既能够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同时又最大程度保护我们安全，还能够不违法。方案确定以后，我觉得冒点险就比较值得了。
结果按照约定，第二天上午，对方电话果然来了，说由原来的在我们房间里见面，现在改成一个茶楼。随后出租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名叫圣淘沙的茶楼。茶楼的一个房间里坐着四个人，房间是长方形的，最靠外面的这面是一个门。对方四个人坐在两侧，把我们迎进门后，正对面的位子留给了我们两个。这个空间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就开始谈生意，我首先提出来要看货。对方就说咱们刚接触，我们这都是走私来的，没有货可看，咱们先谈价格。然后这伙人一定要让我们出示身份证。史料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样我和白河山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等，也都被对方一一记录在案。
回到酒店之后，郑局当时认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团伙，而且有台湾人，又不肯轻易地出手，说明他们对我们还有防范心理。那么需要进一步去攻克。他迅速部署了一些特警加强了对我们的保护。同时在会上决定，让我们继续扮演买货人，然后警察在旁边选择恰当的机会来打掉这个团伙。这说明记者的每一步都是在警察的许可、同意下进行的，协助警方破案的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自己 的采访。
在焦急中等到第四天，电话响了，是飞机场接我们的那个人的电话。他说下午三点在浪淘沙茶馆再见面。接近3点钟，我电话又响了。对方说接头地点我们临时改变了，你们就在圣淘沙茶馆门口等吧。然后我和白河山又在那儿等，等了一会儿出租车开过来，我说去哪儿？司机说几分钟就到，也不告诉我去哪儿。七拐八拐，到了另外一个茶楼。下车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看，发现郑局派来的民警们，也跟着我们一块到了那个茶楼。
这里要交代一个小插曲。在北京出发之前，我们考虑到对方会核实我们的身份，上面写北京某某贸易公司。名片上留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焦点访谈》办公室的一个分机电话。我和白河山，还有康锐三个记者到厦门采访的时候，办公室里这个电话旁边一张大纸写着这样的一些字：“注意，此电话危险，除了杨红之外，别人不要乱接。”特别醒目。就是怕对方打电话过来审核我们身份。后来得知，走私分子和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果然有电话打到这个分机上了。根据原来的设定，是我的同事杨红接的，杨红天衣无缝地把这个事情给平复了，说确实是我们公司，我们这儿一个经理，确实在南京出差。这样我的说法和北京这边的说法一印证，对方就进一步相信了我们。
再说茶楼里。我和白河山在屋里边与这个走私团伙谈生意，外面另一位摄像康锐跟着民警等待时机，准备抓捕。后来我这个节目是平行剪辑的，所以剪得跟警匪片似的非常好看。对方就提出来收定金，他说也不用多，两万五就够了。
我说两万五也可以，就把钱拿出来了。我跟郑局有个约定，我说几句话，警察就破门而入。我说：“你看协议咱们也定了，这个定金我也交给你了，如果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货没有到，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但原来的约定是说：“你们如果不把货运到我们那儿，我就报警了。”可能是因为我的话与原来的约定有出入，外面的民警就觉得举棋不定。过了大概几秒钟，十几秒。一点动静没有。我想可能稍有出入也不行。赶紧按照原来约定的方案又说了一遍。话音未落，门哐的一声被撞开，黑洞洞的枪口伸了过来，就把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控制住，很快就分开，把剩下四个人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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