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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向部里面求援，从别的组借了一台机器，一个摄像——邢旭东。
1994年4月1日。初春的北京还有些凉意，但那天的阳光可以用灿烂来描写。
我选择的拍摄点是北京月坛南街上的一家工商银行。8：30分，我和张恒、宋力就到了现场。银行的门楣上已经挂起了红底黄字的宣传94年国债的横幅，7、8个大爷大妈已经等在门前了，一问，都是来买国债的。后来做后期编辑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当时热心购买国债的人都是老人，问他们为什么对买国债这么积极，回答也都差不多：国家有困难，我们能看着不管吗？
9：00，银行的卷闸门开始隆隆响起。我用的是仰角拍摄，随后立即又换成了正面的中景和全景。大门开启之中，张恒进入画面报道，一遍过。然后是大爷大妈鱼贯而入的跟拍，银行显示时间的电子屏幕的特写，攥在手里的人民币，银行职员的工作状态。拍摄了20分钟左右，我们马上从这家银行撤了出来，一路小跑着赶到几百米外礼士路上的一家建设银行，在这里，我补拍了一些街道与银行的关系镜头，丰富了“购买者踊跃”的场面，并采访了一些国债购买者。11：00左右，我们就返回了电视台。
我到《焦点时刻》组的时候，所有的节目还都是用对编机在完成，播出的节目没有任何特技制作，连专题节目中最常见的“隐黑”、“黑起”、“叠画”、“慢动作”、“静帧”都无法实现。我到组里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现墙角堆着好几个大纸箱，纸箱上的“外国字”告诉我，这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电视编辑特技设备。我很纳闷儿：他们为什么不用呢？当时因为是“新来的”，也不敢多问，但我的心里痒痒啊！
我到《东方时空》之前，是陕西临潼某集团军的电教室主任，已经干了三年多的电视新闻，中央电视台也没少发稿，还获得过1992年的中国电视新闻奖一等奖和全军新闻一等奖。电视圈里的人都知道，部队里面搞电视的人，大都是“全能”，能摄、能编、能写、能出镜、能修理，是很普遍的事，总之，能捣鼓，没有不会干，也没有不敢干的事情。所以，到《焦点时刻》组时间不长，我就忍不住地问制片人张海潮：这些特技设备为什么不用呢？海潮说是因为没人会用。我说我会呀。海潮说那就用吧。就这样，我和当时组里面负责技术的孙宏很快就把这套设备架设起来，并很快派上了用场。
到《焦点访谈》播出的时候，组里的这套特技设备能熟练使用的人还没几个，我是唯一的不用问别人就能操作完成，并能比较恰当地使用特技来处理节目的人。所以，在完成了4月1号当天的摄像任务之后，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总串”，也就是在编辑台上把这期节目的各个“零部件”串联到一起，整合出一期节目来。
“总串”很顺利，到下午5：00左右，我们就已经拿着基本制作完成，就差上字幕的节目带赶到了中央电视台主楼二楼的审看间。因为是《焦点访谈》的“首播”节目，当时的台长杨伟光亲自审查。当时在审看间的还有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沈纪，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副主任阎连俊、罗明，以及新闻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副主任袁正明，编辑组的制片人孙克文，我们组的制片人张海潮，编导戴鸣、方宏进、金东和我。
到《东方时空》以后，我们制作的《焦点时刻》基本都是由评论部的主任或副主任审查，由于大多数是时效性比较强的节目，审查好像基本都在半夜，参加的人数也就三两个，空气也没有那么紧张。但是，1994年4月1号那天的场面显得特别正式，走进审看间的时候我都觉得呼吸有些紧张，手心也不停地出汗。后来听说当时还有广电部的领导在场，因为我不认识，也就没有太深的记忆。
《焦点访谈》从一开始就是13分钟的播出长度。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进到审看间以后，有领导立即让正在审查的其它新闻停止放像，让我们的节目先审。这期节目的责任编导戴鸣坐到了放像机前面。PLAY之后，主持人张恒出现在屏幕上……
因为没有加广告和片头，审查的节目不到13分钟。戴鸣按下STOP键之后，几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杨伟光台长。杨台长当时说的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节目中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官员说的太多，国家发行国债的历史背景说的太多，而94年国债的特点和老百姓对94国债的反映表达得不够。听杨台长说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5：20。离晚上7：38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就是节目不改动，现在开始合成、上字幕，时间也是非常紧的。
杨台长说完他的意见，征询其它的领导还有没有意见，沈纪副台长马上接话说，时间已经很紧了，马上按老杨的意见去改。于是，我们鱼贯而出，急匆匆走向电梯间。电梯上，孙玉胜问戴鸣，拿掉老杨说的那些内容，其它的采访还够吗？戴鸣不太自信地回答，可能差不多。电梯在20楼打开的时候，人流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孙玉胜在快速地用手绾起自己的袖子！
这十年多里，孙玉胜在我的印象中是沉稳、老练、智慧、激情、严谨的，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慌神儿”。1994年4月1号《焦点访谈》首播那天下午我看见他“捋袖子”的样子，以后再也没见过。而且，我那天还看见了孙玉胜亲手编片子，这好像也是十多年里见过的唯一一次。
4月1号下午五点半左右，孙玉胜、袁正明、张海潮等人和我们在20楼涌出电梯之后，接下来的场面可以用“火上房”来形容了。孙玉胜和袁正明这两位新闻评论部的正副主任，一人操作一台编辑机，我操作着编辑台，以最快的速度搜寻着素材。我先在编辑台上把杨台长指示让拿掉的内容“掐”了一下，总共有六分钟之多。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剩余的素材里编辑出这个长度补上。
空气是紧张的，手是紧张的，心跳是紧张的。转头与主任交换意见的时候，我发现组里的好多人都站在那里伸着脖子看着我们，脸上是焦急的神色。由于编辑机的数量有限，他们帮不上忙，也说不上话，但又不愿离去。作为一个集体，他们的心情我十分地理解。在这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这样的场面我又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每次的紧张过后，我们都会为曾经的刺激和颤栗长出一口气，痛饮一杯酒，高喊一声“爽”！
很多具体的细节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过这样的对话：
老袁你那边多长了？玉胜在问。
一分半。袁正明回答。
耀文你那边能再抻一分钟吗？还是玉胜的声音。
差不多。让我“掐”一下长度。是我的回答。
金东，地方台传的东西还有没有没用过的？老袁在问。
看看这盘里面。金东说。
六点过五分了，能开始“串”了吗？玉胜在嚷。
让这个大妈说完这句话……好了，开始“串”吧。我的嚷嚷声。
18：45左右，新一版的节目“串”出来了，由于当时20楼的设备没有字幕机，还必须到二楼的字幕机房再过一遍字幕，耗时至少也得20分钟。当我按下录机的EJECT键，等待录相带弹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的心跳速度特别地快，心里在默念着“别出事，别出事”。
熟悉电视编辑设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编辑机在一些情况下会突然把录像带卡在某个位置，还会把录像带绞断。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冤死的是编辑，急死的会有一大片人。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我就曾经遇到过两次，好在当时被“绞”的不是时效性特别强的节目，最多了也就是再辛苦一遍——重编。
所以，当录相带顺利弹出之时，现场的同事们发出一片轻松的叹息。我攥着这盘带子，在一片闪身为我让路的身影中快速冲过，直奔电梯间。走进电梯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在我们“串”节目快到尾声的时候，已经有同事通知了台里的动力科，一部电梯已经在20楼停着等候我们。动力科的朋友通过监控摄像头随时注意着我们的动向，我们一跨进电梯，电梯便立即启动，中间不作停留地将我们直接送到了二楼。
206字幕机房这时候也是蓄势待发。相关的字幕已经制作完成，新闻中心负责音频的老将包布和也已经就位。由于没有调音台，老包只好在录相机上“因陋就简”调整声音的电平。字幕员李江是个小姑娘，平时常有点儿小脾气，这会儿却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206机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它就在现在二楼男厕所的对面。这个机房的面积不足10平米，去掉机器设备占的地方，最多也就能站得下五六个人。这时候，我没什么事情了，于是想到男厕所抽支烟。一出门吓了我一大跳，206机房外面的走廊里密密麻麻站了几十号人，都是新闻中心相关部门的领导。我们的制片人张海潮见我掏出了烟，马上伸手打着了火，为我点燃香烟，并顺手从旁边摸出一罐可口可乐，打开，递到我面前，说：哥们儿，好样的，快喝口水。这就是张海潮，《焦点时刻》的第一任制片人。
为我点烟，为我递水的事情这之后海潮还做过多少次我没有计算过。每每在我们赶做时效性比较强的节目的时候，作为制片人，他是最有权力发号施令的，但他从不。在节目的准备、策划阶段，在拍摄的过程中，在编辑的时段里，海潮是智慧的，是精明的，是有点子的，是有判断力的，可以说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但是，在节目进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