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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每天需要多少时间散步呢？经研究，每天散步最好不要少于20分钟。
运动为什么能有效地防止压力转变为抑郁？这是因为，压力的负作用之一是它会消耗体内的储备，而每天20分钟的运动有助于缓冲压力。
当然，不论你是在屋里的散步机上散步，还是在户外快步行走，它都能帮你缓解压力并减少植物神经症状。但是户外散步将更加有效，因为室内运动通常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你总是面对着同一样东西。由于你很少分心，时间看上去过得很慢，而且你会更加注意到如小腿的酸痛或者费劲的呼吸声，这会减少运动对情绪产生的益处。而在外面，可以让你和自然更加接近，并将得到日光与运动的叠加益处。
有关运动改变脑内化学物质的多数知识都来自于对动物的研究。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一群老鼠被分成数目相同的两组，一组老鼠可以进行转轮运动，而另一组则没有。几个星期后研究者测量了两组老鼠脑内的化学物质，结果发现，进行运动的老鼠其脑内的5－HT、多巴胺以及去甲肾上腺素（被称为天然的抗抑郁药物）的水平较高。最近我们发现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人类身上。
研究证明，做最辛苦的事也能很好的消除烦恼。
美国国家搪瓷与打印器公司驻加州代表泰德·艾利克森是“烦恼大师”，他看见什么事情都烦。他消除烦恼的妙招就是“完成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他认为，只要你能够完成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其他的一切烦恼与之相比，全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1942年夏天，他经历了一件事，使他原来的忧虑烦恼都全部丧失了。
事情是这样的：
多年来，泰德·艾利克森一直盼望能够在阿拉斯加的一艘渔船上工作一个夏天，因此，在那年的夏天，他签约上了阿拉斯加科地亚克的一艘鲑鱼拖网渔船。这艘船上只有三名船员：船长负责督导，一个副手协助船长，一个是日常打杂的水手。这个打杂的水手是一个北欧人，而泰德·艾利克森也是北欧人。
由于鲑鱼拖网必须配合潮汐才能很好地捕鱼，因此，他们经常连续工作24小时。有一次，泰德·艾利克森整整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他做的是其他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洗甲板、保养机器，在小船舱里利用一个烧木材的小火炉煮饭……
在小船舱里，马达的热气和恶臭令人作呕，而他还要修船，把鲑鱼从他们的船丢到另一艘小船……他虽然穿着长统的胶鞋，可是双脚总是湿湿的，因为他的胶鞋里面经常进水，而他却没有时间把水倒出来。
这些事情都够烦人的了，可是这些工作却只是他的附带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所谓的“拉网”。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只要站在船尾，把渔网的浮标和边线拉上来就行了。可是因为渔网很重，他本来准备把渔网拉上来，渔网没被拉上来，而船身却被拉下去了。渔网动也不动，他就只好用尽力量拖着不放……
这样坚持了几星期，他差点没被累死：浑身疼痛，一连痛好几个月。当他好不容易有点休息的时间，而他休息的地方却是临时搭成的柜子———只能在柜子上铺着潮湿的被褥，然后倒头就睡。他浑身上下无处不疼，可是他一睡下，就像服用了安眠药———极度的劳累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安眠药。
对这种辛苦，他的内心是很高兴的，因为这种超强度的工作使他不再感到烦恼。后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不会感到烦恼，他经常问自己：“艾利克森，这会比拖网辛苦吗？”
他总是回答说：“不，没有任何事情比拖网更苦！”
一个人，如果振作起来，勇敢地接受挑战，没有什么困难能够使他屈服。
泰德·艾利克森说：“偶尔尝试一下痛苦的经验是一件好事。我很高兴能够完成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使我所有的日常问题变得微不足道。”
做人要绝对诚实，办事需留有余地
在卡耐基那个时代，牛仔歌唱家吉尼·奥特里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受爱戴的歌唱家，他对付烦恼的方法就是“对人绝对诚实，做事留有余地”。
吉尼·奥特里引用了一位军事专家的话说：“打仗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持补给线畅通。”
于是，他这样评论说：“我想，人们绝大部分的忧虑与家庭事务与金钱有关。我很幸运，娶了一个奥克拉荷马的小镇女郎，她的家世背景和我相似，兴趣、爱好也相同。我们俩人都尽量遵守这条金科玉律，所以家庭的烦恼也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为了保证补给线畅通无阻，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使金钱所带来的烦恼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两条原则是：第一，对任何事情都要百分之百诚实，如果向人借了钱，必须如数归还。诚实能够免去一个人的许多烦恼。
第二，当开展新事业时，为自己留有余地。
吉尼·奥特尼说：
保证补给线畅通无阻这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个人的“战斗”。我出生在德州的奥克拉荷马，当地经常遭遇干旱侵袭，我品尝过真正贫穷的滋味。我们那里的人虽然辛勤地劳作，可是那也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我家很穷，我必须驾着篷车，带着马匹，到处奔波，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我希望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差事，于是我在一家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闲暇时，我学习收发电报。后来，我又找到了另一项工作，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当一名轮班员。我经常被派到各处去接替生病或休假的火车站站员，或忙不过来时，到那些地方去支援。那项工作的月薪是150元。
对这项工作，我一直比较满意。后来，我开创出了更好前途，可是我觉得铁路公司的工作在经济上很安全，所以我总是留着回到那项工作的路，那等于是我的补给线，我从来不把那条路关闭，除非我已稳定建立了一个更佳的新位置。
比如，1928年，当时我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被派到奥克拉荷马的齐尔市工作。
在那里的一天晚上，一位陌生人漫步走进车站办公室，要求拍一封电报。
看到我弹吉他，听到我唱牛仔歌，他就对我说：“弹得不错，唱得也不错。你应该到纽约去，在电台或戏院里找份工作……”
我觉得这个人在奉承我，可是，我看到他签在电报上的名字，几乎惊讶得喘不过气来：天啦，威尔·罗吉斯———一个在美国响当当的大人物。
即使如此，我也没有立刻到纽约去。我想了又想，一连想了九个月，最后的结论是：到纽约去，我绝无损失，说不定还会有收获。我有铁路证件，可以免费乘车。我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我可以带些三明治、水果点心和三餐食品……
到达纽约之后，我找了一间每周房租五元并有家具的房间，在餐厅吃饭，在街上流浪。一连10个星期，我一无所获。如果没有找到工作，我就可以回去上班，可是，那样，我完全可能急出病来。我在铁路公司服务了五年，因此我有就职优先权；但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离职时间不能超过90天。我已在纽约呆了70天，于是利用我的证件赶紧奔回奥克拉荷马开始原来的工作，这样就能够保持补给线不断。
我在铁路公司工作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又到纽约。这一次，我有了一定进展。
一天，在一家录音房等待考试，我就对着那些女接待员弹着吉他唱了一首《珍妮，我梦到紫丁香》。我正在唱那首歌，恰巧，那首歌的作者纳特·史却克劳特走进办公室来。听到有人演唱他的曲子，很高兴，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到维多唱片公司去试试。我录了一首歌，可是成绩不太理想：生硬、不自然。
于是我接受了维多唱片公司录音师的劝告，回到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在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欢这种安排：补给线是敞开的，不会因此引起不必要的烦恼。
在杜沙电台，我整整演唱了九个月。在那段时间，吉米·朗和我合写了一首《我那白发的父亲》，得到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要求给我灌一张唱片，结果非常成功。我另外又灌了许多张唱片，每张售价50元。后来，我在芝加哥WLS电台找到了演唱牛仔歌曲的工作，每周40元工资。在那家电台，我一唱就是四年，工资也提高到每周90元，同时，我每天晚上都在戏院表演，额外收入300元。
到了1934年，机会来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家决定拍摄牛仔影片，可是导演需要一种新型的牛仔———一种会唱歌的牛仔。
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他对合伙人说：“如果你们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我的唱片公司里正好有一个。”
……
我就是这样闯进电影圈的。开始的时候，我拍歌唱牛仔影片，每周100元。对自己拍的影片，我是很怀疑的，怀疑自己的影片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可是我不害怕，也不忧愁，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超过了我意料。我的年薪是10000美元，还不包括所有影片的红利……
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保持，可是我不忧虑。我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钱，我也随时可以回到奥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里找份工作———我的补给线永远敞开。
小说家荷摩·克洛伊说：“不要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否则，打翻的将不是牛奶，而是你的心血……”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1933年的一天，我认为“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来了：警长来到我家前门，我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