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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浪花四溅，啊少年，亦如泪花四溅
长泳选手四肢拨水似奋鳍
一个胸膛挺向一整幅海
肺的风箱对潮水的风箱
赤水沸对碧涛的挑战
人的原始对神的原始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
当然，诗人不仅是美丽的，更是宽洪大度的，即便是对满口都是人肉的“虎纹鲨，大白鲨”，诗人也只是气度潇洒地斥道：
纹身的凶手，你不学善良的海豚
破船边去救溺水的海客
也应畏罪俯首学鳄类
劲弩毒矢下，曳你不雅的长尾竄南洋的水域
真是骂是爱，骂得美丽而动情。尤其“不雅”二字，活活画出诗人的愤怒：鲨鱼啊，你怎么如此不上台面，吃人肉也不打上蝴蝶结，左手使叉，右手使刀？！因而：
我的挽歌要录下你罪名
水族满海羞与你为伍
龟鳖蛟龙耻与你同游
可怕的惩罚！正如严父降罪于逆子：孽障！你杀人越货，看还有谁敢与你同游！因而：
……去吧。
……
偃鳍南去，公海无边际
蟒穴龙宫有宝藏无穷尽
屠伯若有知，应回眸一笑，感激教授诗人如此大度，不仅不责一杖，且赐以黄金万两。
五
自然，我等凡人，不易理解诗人心境的高深。其实，佛家不都有“以身饲虎”的故事吗？鲨鱼吃人，未必便要以人吃鲨鱼相报。只是，实在难以忍受者，逃难者已遭不幸，还要蒙受高贵诗人的讥嘲：
年青的泳手……
……
你不饮冰柠檬，饮呛人的咸卤
苦海与苦土之间你挑选
苦海有边，一夜将你腌渍
连眉带发浸你做一条酱瓜
天下虽大，岂有此理，不幸者竟成为大诗人爱吃的一条“酱瓜”！愿上帝怜悯受难者，收留他不幸的灵魂，并且宽恕那些涂脂抹粉亵渎死者的人！
六
尊敬的诗人啊，祸福自有前定，不幸者的遇袭于凶鲨，正如您的荣升为教授，俱是自己前世行恶行善所致。您不要理他，不用管他，心安理得地饮您的“冰柠檬”去吧，何苦一定要讥嘲死者，一定要在月亮光光的“小喷泉”花园里踱步，向围绕身边的“金童玉女”们，炫耀自己“一鸣惊人”的“酱瓜”比喻呢？！
七
原谅我，尊敬的诗人。
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诗人正彻夜未眠，眼中布满血丝，凭在“多云的窗前”，为死者伤者的不幸悲哀，为我们民族漫长的苦难悲哀……
原谅我，诗人。
只是，我实在难以相信，难以想象，不幸者中若有一位真是诗人的至亲，他还会摇头晃脑，吟得出这么一篇华文彩章来。
但愿，是我错了。但愿，错的还有那浑身发散出中式深宅大院霉气的、混合假洋人廉价香水味的、毒害我们民族已久的、空洞虚饰的传统。
可怜盛世存儒雅
——《篱槿堂自叙》读后
？ 智效民
当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当校长时曾经说过，在兰大文科三系中，称得上有真才实学的，就是赵俪生一个。他还说：“一九三四年入学的清华学生，出过几支大手笔，赵俪生是一个，王瑶、韦君宜也是……”（见《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第8页）。如今，继《王瑶全集》和韦君宜《思痛录》之后，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也已问世。读这本书，让我在体味“可怜盛世存儒雅”（殷焕先赠赵俪生诗句）的同时，也不由得想到“盛世”的由来和发展……
就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三十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大。按理说这批人有条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新中国，但由于遇上九·一八事变以及国共两党交恶，因此他们不但要承担救亡的重任，还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思想环境之中。于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他们的表现和选择便与五四青年有所不同。
诚如赵俪生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核心基地是北大的话，那么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基地则是燕京和清华。他还说，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组织起了很大作用。说到组织，其背景值得注意。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并不讳言，当年他们向西北逃跑的目的不是为了抗日，而是想投靠苏联。韦君宜在《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也说，一二·九运动期间，蒋告诉她：“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如果打起仗来，苏联的拖拉机可以改装成坦克……”（《世纪清华》第50页）。可见在这次学生运动背后，还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或干预，其中主要是国际共运和大东亚共荣对抗的问题。我不知道韦君宜听到蒋的话是什么想法，现在看来，却给人一种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的感觉。也许有人会说，把拖拉机改成坦克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这不是无知，就是有意歪曲历史。西安事变时，苏联之所以发来指令，主张和平解决，不过是想利用蒋介石来对抗亲日势力罢了。抗日战争中，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则是为了牺牲中国，保全自己。其中“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等条款，就是支持纵容侵略者的明证。后来，苏联坦克的确开进来了，可那是在胜败已定，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过是下山摘桃子罢了。不仅如此，苏军进来之后，对于挑起中国内战起了很坏的作用。遗憾的是，我们谈论这段历史时只讲日本的扩张侵略，不谈苏俄的颠复破坏；只讲一方面不抗日，不讲另一方面利用抗日、破坏抗日；只骂投降日本的汪精卫，不骂卖身投靠的张精卫、李精卫。所以，如何透过意识形态的迷障来审视苏俄和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乃是反思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是继续被蒙蔽，就是刻意在撒谎。
早在一九二五年张奚若就说过：“以金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一方面使我们的社会上本来很有希望的分子舍了脚踏实地救国救己的途径，去弄那摇旗呐喊，务虚名忘实际的依赖事业，一方面扶助我们社会上极恶劣的势利分子排挤那极好的公正分子，小之足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期间，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的无穷负累”，乃是苏俄对待中国的主要伎俩（《晨报副刊》第一二九一号）。尽管此公在二十年后也犯糊涂，但事情的发展证明其言不谬。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是没有政治组织插手的，可见就学生爱国运动的纯洁性而言，五四与一二·九也不可相提并论。如果说前者是一场学生运动的话，那么后者则有运动学生之嫌。不正视这一点，就不会明白以后那一系列的灾难由何而生。
除此之外，人们对组织的认识和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有不同。比如三十年代的韦君宜，就是所谓很有希望的分子。她说：我没有“放弃……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由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组织的信仰里面，所以我认为要爱国就必须把一切献给组织。可见她对组织的认识非常幼稚，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比较单纯。加入组织以后，她常常遇到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以至产生悔不当初的念头。这时，那种献身精神就要起作用。于是她“一面牢骚满腹”，一面说服自己“继续做‘驯服工具’”（《思痛录》第45页）。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并不明白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应该建立在理想的企求上，而应该建立在试错的基础上。他们对于那些声称“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五百年甚或五千年文明”（哈耶克语）的个人和组织，缺乏必要的警惕。这其实是很可怕的。献身于骗人的理想，与委身于魔鬼没有两样。二十世纪的白色恐怖、褐色恐怖、红色恐怖，不就是在天花乱坠的理想预设中降临的吗？不仅如此，那种献身于美好理想的说法还给当事人一种虚幻的崇高感，使他们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无私，把上面的无赖当作无奈。即便是后来有所觉悟，也要为当年的献身精神进行辩护。正因为如此，《思痛录》的反思才不那么彻底，痛定思痛也难免要打折扣。该书从延安整风写起，历数了一次次运动的残酷与荒谬，但是作者却在写作“缘起”中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也要坚信当年“所宣布崇拜的主义”。这种不悔少作的心理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是一种很难超越的思想障碍。
与韦君宜相比，赵俪生好像多了一点书生气。一二·九运动时，赵因为表现积极，也被组织相中，于是蒋南翔跑来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的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经过认真考虑，赵认为自己受不了布尔什维克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他表示只愿意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即“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叙》第47页）说白了，他还是不愿依附任何组织，不愿出让人格尊严。
从后来的经历看，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前夕，做为外围组织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曾派他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他因为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便推迟了半年。到了太原后，早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于是他只能忝列末座。不久，他离开太原辗转到了长沙。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成立，他本来应该回校继续学习，但是在民先的安排下，他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并因为遭遇日军撤到延安。在那里，他目睹这个革命圣地许多不“圣”的一面，再加上“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紧迫要求”，遂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二战区，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四十年代后期，他又是最早被组织接收的学者之一。纵观赵俪生的一生，尽管他始终是围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