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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过他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他只说过“是想引起批判”，这个“批判”等于“论争”，或者“无情讨论”，其宾词和对象固然包括了《论主观》和写作《论主观》的人，但更主要的落脚点却必定是《论主观》所牵涉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批判”和政治判决意义上的“批判”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行为双方是否具有同等的言论地位和言论权利。在同一个言论环境中，只要你没有被剥夺发言权，就总有“真理越辩越明”的希望。那种一方轮番上阵万炮齐轰，一方却无法开口的情形，我们后来是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可是进入解放区之前的胡风又何尝见识过，甚至何尝设想过。这也就难怪他会对五十年代初期那种一方面大量发表针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批判”文章，一方面又以各种理由将他们的表态或答辩文章扣住不让发表的做法强烈反感了。后来“三十万言书”中反复出现“我已是罪人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的句子，实在是包含着对对手们的严重指控的不平之鸣，只是他的拟想读者却可能毫不在意罢了。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不同来源和不同思想企向的知识群体或个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话，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
三 “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舒芜先生对胡风意义上的“批判”毫无理解，恐怕也不是事实。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胡风曾从上海写给在南宁的舒芜一封信，信中针对可能出现的重印《论主观》等文章的机会，提醒舒芜“平心静气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着重号原有）〔17〕，这里的“自我批判”一词，在舒芜先生后来的引用中就被转写作“自我批评”，可见他对胡风的用词习惯并非完全不懂，不知何以还是要做出另一面的理解，并一直坚持？舒芜先生引用这封信，是要用来作为“五二年我发表检讨文章，是他（指胡风先生）先有信给我，……让我准备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做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18〕的证据，这自然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第一，在这一情形下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未免太远，而根据舒芜先生自己的叙述，在这段时间中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许多足以使当事人的思想状态发生巨大改变的事情，这些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在考虑整体的历史因果的时候就不能当它没有，或表面上虽当它有，字里行间却又暗渡陈仓；第二，就算舒芜先生在解放初的两年里的确时时牢记了胡风的教导，他后来的“解释和批评”也未免去胡风的期待太远，这岂不是记住了比不记住更坏？《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从头学习》）发表后，胡风曾在致路翎的一封信中对此深致不满：“曾由武汉转信他，要他深入地写一写，他就这样‘深入’了。”〔19〕这就是所谓“倒戈”或“起义”的含义。关于舒芜先生该不该“倒戈”，或有没有“背叛的权利”的问题，曾经是胡风事件研究中长期聚讼不休的焦点之一，现在既经余世存先生等的大力主张，我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理由单纯就此作出否定。如果舒芜先生思想上确曾经历过他在检讨文章和检举文章中所形容的那样一个自我否定的阶段的话，那么，他对胡风思想的“背叛”或者“告别”就应该无可厚非。因为这里牵涉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作为因此一变故受伤害最大的当事人，胡风不满归不满，可他当年也并没有要在这一点上限制或剥夺舒芜的权利。他之所以觉得舒芜不可原谅，完全是基于别的原因。
这个原因胡风也并没有试图隐瞒，而且似乎还曾与舒芜当面沟通，并取得对方的认同。但遗憾的是，事情最终还是没能朝胡风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相反，舒芜是在胡风觉得不可原谅的方向上变本加厉地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风自北京写给绿原的信中说：“吾止走了，还有信来向我辞行呢！想不到世上居然有这样脏的东西。他第一次供状，专门攻击某某，人家不要，他又来一次，这次专门说他是受人之害，而且他的错误都是与别人共同的！……辞行信云，这回去以后将要专门检查自己云。不过，他已把空气弄脏了，使抱希望者丢了脸，使不少人冷了心。推其原始，我造的孽真不小！”〔20〕这里的“吾止”，是“无耻”的转写，指舒芜；“第一次供状”指《从头学习》；“某某”，胡风自称；“又来一次”指《致路翎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把空气弄脏”，最主要是指舒芜的文章坐实了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他们的批评者们对于“小集团”的半公开的指责，第一次“从堡垒内部打开缺口”，由“深知内情”的人提供了“小集团”存在的第一手证据。胡风说，“尤其无耻的是，什么A、B、C，什么其他几个人，这等于卖人肉。”〔21〕这里的“A、B、C”，指的是舒芜在《从头学习》中检举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其他几个人”，指的是舒芜在文章中公开指证“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与他“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卖人肉”犹言“出卖人”。在另一处地方，胡风又说：“在整风运动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22〕可是舒芜偏偏开口闭口“我们”、“我们几个人”、“我们那个小集团”。
一九六二年，绿原先生被“免于起诉”，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发现自己与舒芜成了同事：“舒芜仍像五二年在武汉一样对我开诚相见，除把近七年来一些国家大事向我评说外，仍像讲故事似地同我谈胡风案件的另一面，包括一些胡风思想的批判者后来变成‘胡风思想的贩卖者’的人和事。有一句他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都没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但，他们当初究竟想到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23〕按理说，讲求实证的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揣测历史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可是，随着我对胡风事件研究的加深，像绿原先生这样的疑问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一个强烈的悬念。是啊，包括舒芜在内的胡风的批评者们当初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对胡风们群起围攻、不依不饶的呢？他们到底想把胡风们搞成什么？尤其是舒芜，我觉得，尽管他已经以老病之躯花大心力追述了十来万字的心路历程，但对于释除我们心头的类似疑惑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他努力将自己的出众才华倾注到那些令他今天摆脱不掉的丑恶文字上去的时候，他究竟想过什么或想着什么？我们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可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将怎样理解历史中的舒芜的复杂表现呢？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但同时，它也决不是一件我们可以永远逃避或悬置的工作。
首先一点，我们不难看到，舒芜是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从头学习》一文表面上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而写的表态文章，可是当时借此机会做文章的名公巨匠何止万千，僻处南宁的舒芜要想在这个题目下有所作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停刊以后，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胡风没有能够创刊新的杂志，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个杂志如成都的《呼吸》、北京的《泥土》、南京的《蚂蚁小集》、上海的《起点》等，虽然延续了《希望》的作者群，但由于都没有获得官方批准，而且多属于同人集资性质，规模不大，只是“游击性的小刊物”，影响自然无法与《希望》相比。这对希望借写作保持自己的社会影响的舒芜自然十分不利。解放初期的舒芜尽管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得到地方当局的重用，但那都是与文艺和写作界几乎毫不相干的“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那里甚至都不大有人知道《论主观》这回事，“无论省市哪一级的领导，没有任何人向我提起或暗示过《论主观》之类的问题”〔24〕，因此在表面的忙碌和热闹之下，其内心的寂寞不问可知。舒芜回忆说，“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到京津沪汉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25〕。这样，如何通过写作介入主流文化界、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对于解放初期的舒芜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念兹在兹的大问题。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心路历程的变化轨迹其实十分清楚，要而言之不外是两条线索、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弃旧图新。这正是他“解放后第一次从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