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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材料》的来历，舒芜先生后来虽然反复强调过成文过程中的外在因素，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否认过以私人信件为依据撰写批评文章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观抉择。无论在他对前来组稿的编辑主动提出“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之前、之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引用私人通信，甚至在这篇作为《材料》初稿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成稿之前，都没有任何人设想过他会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舒芜先生回忆说，《材料》是根据林默涵“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胡风原信、按他的要求分类摘编并加注解的，其中四个小标题几乎一字不改地来自于林默涵。这个说法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如果舒芜先生是想借此说明《材料》中表述的立场观点完全是别人强加于他，并无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在里面的话，那恐怕不足以服人。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同一篇回忆的下文，舒芜先生进一步说过：“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就取回了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45〕
既然只是“简略地记下……指示要点”，发挥的余地自然很大。而根据舒芜先生自己提供的旧时日记，他在“思想斗争很是艰苦”的情形下写出第一篇《向错误告别》的万字长文，也不过花费了大约三天时间而已〔46〕，一篇“领导出思想、定调子、划重点”的材料摘编，又何至于要耗费他“两天两夜”的时间？如果舒芜先生关于“两天两夜”的回忆是真实的，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在这两天两夜的时间里，舒芜先生再一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力、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文字表现欲。
我的这个判断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这些根据迭经胡风遗族梅志先生和晓风女士反复指证，可谓铁证如山，只是不知道捍卫舒芜的勇士们为何从来不看见。我知道，生而为人，人是难免有他的毛病的，其中之一就是往往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既如此，我这里就只能再次饶舌，诚恳敦请先生们去看看这如山铁证：具见《胡风全集》第九卷《书信》，其中完整包括了《材料》中取自二十九封信件的全部三十四则摘引（33则见于《致舒芜》，1则见于《致路翎》），并且摘引部分已在原信中以黑体字标出，结合《全集》的编者注，可以清楚全面地了解舒芜先生在那“两天两夜”的时间里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创造性劳动。
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材料》发表后曾引起许多人愤怒的关于闻一多的那一则。其中说：“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这一则列为第十三，放在第二部分“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有一段总结陈述，文曰：“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表面上虚伪地站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实际上，对这个文学队伍却十分仇视和鄙视。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等等，甚至对闻一多先生加以侮蔑，把他的进步也骂为‘投机’。”
在总结陈述中特别点出闻一多，说明舒芜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这条材料的分量。闻一多是谁，大家当然是不陌生的，作为一位民主斗士，他当然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不单只是一位民主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又不单只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之后，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公开赞扬的民主斗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教导我们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47〕胡风居然连这样的伟人都敢骂，可见其人心肠之黑、面目之可憎。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材料所能发挥的效用显然是震撼性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伟大领袖的号召言犹在耳，他们不会像学问家那样去仔细考辨其中的细节，比如胡风说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1944）、闻一多被害（“成仁”）是在什么时候（1946）、伟大领袖发出学习的号召又是什么时候（1949），更何况材料中既然已经明确指出这是对闻一多先生的“进步”的辱骂，当然也就更加不会有人去关心胡风到底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了，他们能够从这里获得的印象，只能是胡风的“不像话”，所谓人神共愤、天理难容。“胡风案”爆发出来之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舆论几乎完全一边倒，显然是与类似材料的高度刺激性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条材料到底是怎样得来的呢？应该指出的是，舒芜先生在这里并没有断章取义，也没有像在其它段子上那样针对内容加出格外的注解，即是说，没有做出故意的曲解，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舒芜先生在这里就“尊重事实”了，相反，他是以另外的方式歪曲了事实：他隐瞒了真相。所引出的文字本身是胡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舒芜信中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内容与全信所谈毫无关系，如果全信完整地摆出来，相信谁都可以看出，胡风所以会在信的末尾没头没尾地说上这么一小段，肯定是作为对对方来信的一个回应，客气一下，附和一下，并不十分当真的。这后面一点我们从引文本身也可以体会得出来。“当然”云云，是没有兴趣的口吻；“这里还有”云云，是说相比起来更重要的都没有谈，这个就更不值一谈了。但是要体味出这些，还是得以全信为基础。舒芜先生当初如果真有实事求是之心，在无法公开全信而又不能不作这样的摘引的情形下，最低限度也应该对这一段文字有所说明，至于究竟怎么说明法，这或者才是真正需要发挥舒芜先生的聪明才智的地方。总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其实这“恶攻”闻一多一节，真正的责任人应该是舒芜先生自己。根据《胡风全集》的注释，胡风信中的这段话，“系由舒芜十一月二十三日来信中认为闻一多最近的表现为‘投机’而引起。”〔48〕而在这一部分的总结陈述中出现过的“蛆虫”和“市侩”两个字眼，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前者原是针对国民党特务而发的，后者只是胡风文艺评论中一个常见的修饰词，用来指称那些他认为不真诚、投机性的人和事。至于说“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那只能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别的不说，“七月派”中哪一个不是“进步作家”？
我要举出的第二个例子，是《材料》中放在第四部分的第三三则摘引，摘自胡风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信，摘录的目的，是要证明“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看到“主观在运行”、“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样的短语，有心的读者可能立刻就会意识到，这正是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谈到过的他自己当年在学习过伟大领袖的光辉文献《论联合政府》之后的得意之笔〔49〕，发明权也应该归于他自己的，这里怎么又慷慨地奉赠给胡风了呢？细读《材料》中引用的胡风文字，我们明白了，原来在这里面，胡风在表扬舒芜“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是“把认识化成了实感”的同时，还“批判”了“主观、中庸二文（指《论主观》《论中庸》）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而“权威”和“有的老实人”之所以觉得这两篇文章“有点异样”亦即对之提出批评，也“未非不是由于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舒芜先生这样的文章作得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要知道，这才仅仅是“摘录材料”而已。然而，通过摘录，舒芜先生达到了某些洋洋数万言的长篇大论恐怕也难以达到的目的，即，不仅打击敌人（是的，敌人），更要维护自己。他要通过那两天两夜的劳动向全国人民宣告：你们看，面目可憎的胡风不是对我过去的重要作品不满意吗？什么叫“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这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至于说“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那也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和污蔑。作为与胡风维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的人物，他不可能不知道胡风所反对的只是“市侩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本身；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人只有在怎样的情况下、出于怎样的心理才会做出这等令人不齿的行为来？舒芜先生也许会辩护说，上举两个段落都是林默涵特别标记出来的，他甚至还可能为此拿出实物证据，但我觉得，这样的辩护根本不足以说明他的无辜。原因无它，正如包括舒芜先生自己在内的多位当事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伟大领袖正式介入此事之前，围绕着胡风们的政治形势远远不像后来那样严酷，他们虽然逐渐失去了公开的发言权，但至少还享有口头上的言论自由，即可以为自己申诉、辩诬。舒芜先生此时但凡还怀有任何对胡风的顾惜和姑息之心的话，遇到林默涵的要求，他也完全可以解释、说明、保留和拒绝，林默涵即使不高兴，也并不能拿他怎么样。请记住，所有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