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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回答：“这有什么可想的，法办呗！”
——可我们现在说的是古代社会。
“古代社会不是也有不少法办的么！”
——不错，但贾谊博士不是法家，而是儒家。
贾谊说：“乡下有句谚语，叫‘投鼠忌器’（现在成了我们的成语）。如果官员队伍里出了一只害群之鼠，我们的确应该打老鼠，但要小心别因为打老鼠而把贵重器皿给打坏了。”
什么是贾谊所谓的“贵重器皿”呢？就是他在前面所讲的那个等级制度，也就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礼制”。
贾谊接着引用了一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话：“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伤残身体的刑罚是不能加在统治阶级身上的，好比说，即便同样是被处死刑，统治阶级的人是被注射死，毫无痛苦和创伤，而被统治阶级里的人却是被枪毙。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样做的目的倒不一定是当官的利用职权为本阶级捞取好处和逃避处罚，其深层意义在于：贵族官僚阶级是上通天子、下达庶民的“台阶”，尤其高级官员是离天子很近的，如果他们犯了罪所受到的刑罚和普通百姓一样，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台阶”的意义。老百姓会发现：噢，我杀了人会被绑赴刑场砍脑袋，你们这些达官显贵杀了人也一样被绑赴刑场砍脑袋；我犯了错会挨板子，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犯了错也一样要挨板子——嘿嘿，看你们平日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我还以为你们多了不起呢，敢情挨板子的时候也一样呲哇乱叫啊！
贾谊认为，这就好比让一个局里的小科员们和局长在一个澡堂里洗澡，衣服一脱，大池子一泡，平日里的等级标志突然通通消失了，小科员们难免会因此而产生出一些微妙的心理变化。古代儒家认为：这类事情，这类心理变化会使老百姓对统治者产生轻慢之心，对社会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难道贾谊认为官员犯了罪就不该打、不该杀么？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投鼠是一定要投的，但在投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忌器——秦朝两位皇帝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投鼠不忌器，结果导致了下民对上层统治者消失了敬畏之心。
那么，该如何做到既投鼠又忌器呢？这也容易，对犯罪的官员该杀就杀，该灭族就灭族，但是，千万不要折辱他们——比如，从政府角度来说，不要让小小的狱吏都能对收监的高官呼来喝去的，还有，尤其要注意的是，惩治官员的过程千万不能让老百姓看见。而且，对犯了罪的官员还不可指名道姓地斥责他。从官员角度来说，官员犯了罪，自觉一点儿，赶紧自杀，别等着皇帝派人来杀你。皇帝对犯罪的官员只要说一句：“你小子不对啊，竟敢贪污这么多钱，该死！可我尊敬你，给你留面子，我不抓你，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等他自杀就可以了。皇帝对贵族臣僚要有这般尊敬之心，等级制度才不会遭到破坏。
——大家读汉朝历史，会发现汉朝的官员自杀率很高，出处就在这里呢。
到这里我们就了解了，儒家所谓的“尊士”，不仅仅是现代人从字面上理解的那样等同于“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不是说刘备三顾茅庐才叫“尊士”，它背后的意义依然是儒家一贯的对礼制社会的追求、对等级制度的维护。
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王船山推演贾谊的这一论述，说父母对孩子可以宠，也可以骂，但不能杀孩子；但君主对于臣子，可以给他富贵，也可以剥夺他的富贵，可以让他生，也可以让他死，但也有不可以的，那就是：不可以对他加以侮辱。——说的都是一样的事，得出的都是一样的结论，但话到了王船山这里，出发点好像和贾谊不大一样了，他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这就给了“尊士”以另一层解释。其中曲折，容后再表。
孟子的乌托邦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提出了五项比较具体的政治主张。
第一：统治者如果能够尊重有德行的人，任用有才干的人，把人才都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那么天下的士人都该乐死了，谁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应聘呢！
第二：市场给商贩们提供摊位，却不向他们收税，如果有谁的货物卖不出去，那就由国家依照法定价格收购以防止积压。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点，那全天下的商人都得美死，挤破脑袋也要钻到这个国家的市场去做买卖。
第三：关卡只负责盘查，查查过往旅客当中有没有间谍、有没有通缉犯、毒品贩子和人贩子什么的，但不要征收关税，如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点，那全天下的旅客还不都乐意从这个国家的道路上经过吗？
第四：这是农民政策。政府对农民只让他们出一分力气耕作公田，却不向他们收农业税，如果哪个国家做到这点，全天下的农民还不都跑到这个国家去种田吗？
第五：如果哪个国家对老百姓不收人头税，也不收地税，那全天下的老百姓还不蜂拥而来，全都心甘情愿地做这个国家的永久居民吗？
孟子说：“以上这五点，如果哪个国家都能付诸实行的话，那其邻国的老百姓都会把它视为父母之邦。假如邻国的国君带领这些老百姓攻打过来，那不就等于带着他们去攻打他们的父母么，这要都能打胜仗那简直是天方夜谈了。明白了吧，做到这五点的国君就可以天下无敌，他们是天使，由他们来统一天下是不可能不成功的。”
孟子所讲的这五点，涉及了一些当时的社会体制。那么久远的年代里，税是怎么收的，田是怎么种的，具体内容都不可考，我们只能了解一个大概。
第一点容易理解，儒家历来是主张“好人政府”的，不过我在上本书里已经说过，孟子在这个问题上一向缺乏具体可行的意见。
第二点，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古代的市场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市场的形成一般都是自发的，老百姓渐渐集中到一个地方交换物品，这个地方渐渐就形成了市场，甚至还有最终形成城市的。但早期的市场却一般都是官营的，民间色彩较少。
廛（读作“缠”），《孟子》这里写作：“市，廛而不征”，《礼记》里也说过：“市，廛而不税”。这里所说的“廛”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商铺。比如，王府井大街就相当于“市”，一条商业街，这就是一个市场，你要在街上租一个铺子卖货，这铺子就是你的“廛”。当你在王府井大街上租了一个“廛”开始做买卖的时候，你是要交钱的。
按照现代人的想法，你要交的至少应该是三份钱：一份是铺子的租金，是交给铺子的主人的；一份是向政府缴的营业税；再一份则是要向市场管理者交管理费。也就是说，除了顾客之外，你至少还要和三方面的人打交道：铺子的所有者（如果你是从人家手里承租或转租的话）、工商、税务，当然，可能有时候还要接触城管和居委会，甚至是黑社会。
在古代，如果时间足够久远的话，这三份钱你都能省下：远在商代和周代前期，工商业大都是官营的，大概要到春秋晚期，民营的工商业才终于出现，而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少商家供奉关公和赵公元帅，把他们当财神，其实商人最牛的祖师爷应该是战国的白圭。有人会觉得奇怪了：时间更早些的那位和西施泛舟五湖的范蠡不就是位超级大商人么？——但范蠡一是事迹不大可考，二是还真赶不上白圭。上本书里和孟子唱对手戏的主人公不是梁惠王么，白圭就是梁惠王手下的小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红顶商人，而红顶商人的赚钱能力自然是普通商人望尘莫及的。
商业活动就这样渐渐从官营扩展到民营，越发开始活跃起来，大小商贾们各找门路，大到倒腾钢材，小到开个两元店。我们说他们是“商贾”，其实“商”和“贾”分别是两种营生。有句老话叫“行商坐贾”，也就是说，搞长途贩运的是“商”，开个小门脸做买卖的是“贾”。所以，“商”最常要打交道的是海关，“贾”最常要打交道的是工商税务。
先来说说“贾”。随着各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渐渐成为战国各国主体经济之外的一项重要补充形式，所以，国家对商业活动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开始对铺子收税了。“对铺子收税”的意思大概是：按铺位收取定额的税收，而不是按营业额的一定比例来收税。孟子这里的意思大概是：由政府在市场上为“贾”们提供铺位，按铺位收些费用（估计大概相当于租金），但不要对营业额收税，这就等于降低了经营者的成本和风险，能够有效地刺激商业发展。
够有吸引力的了吧？但孟子觉得这还不够，还要给商贾们以更大的政策保障。如果你在孟子的理想市场上做买卖，假如你搞到了一个“廛”，卖“达客宁”洗面奶和“王治和”香水，你也许只需要到工商部门办个手续就行了，廛的租金、政府的税收和工商部门的管理费一概免除，如果在这样的政策下你的货还是卖不出去，那也不用着急，因为工商部门这时候会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但孟子也没说怎样才算合理）收购掉你所有的存货（孟子也没说收购来的存货将会怎么处理），不会让你因为商品积压而蒙受经济损失。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