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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朱元璋颁布一系列律法的出发点也并非本着“以法治国”的目的，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惯常的“以权谋治国”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眼里，律法仅仅是诸多治国权谋中的一种，正如“百姓利益”在一些“英雄人物”那里通常只是一种途径而非目的，只是一种口号而非本质。
所以，虽然洪武年间的法律体系已经在皇帝不遗余力的力抓之下而相当完善了，但是，此时司法上的不完善程度却足以与立法上的完善程度一争高下。对于广大官员和士绅阶层来讲，小心谨慎不去触犯律法并不能确保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这两者之间还常常毫无必然联系。
那么，其间真正的“联系”是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可以把皇权和官僚集团想像为统治阶层中的两大派系，派系之间寻求的是一种平衡，朱元璋为了使这种平衡能够能够在自己的任上保持下去，并且还能安稳地持续到他的继承人那里，就不得不想尽办法“倾轧”官僚集团，使官僚集团的力量弱化到能够和自己的继承人取得平衡的地步，因为，继承人的力量到底是不如自己的，而皇权与官僚集团间的力量平衡才能保障政权的稳固。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太子朱标曾经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气愤得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拣起来。荆棘多刺，太子难以下手，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里，说：“我这些做法，都是在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
朱元璋的顾虑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己是可以“说了算”的，但在自己百年之后，继承人还能不能“也说了算”。为此，朱元璋一方面需要剪除一些官僚集团中的强势人物，一方面也需要在吏治当中铁腕立威。从这点上看，官僚集团不仅仅是皇权的统治工具，也可以被看作是与皇权相制衡的一大派系。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无非是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为了寻求平衡或者打破平衡而运用的权谋手段的结果。
出于权谋术的考虑而进行的铁腕反腐必然在先天上就存在弊端。反腐行动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滥说明了它并不在意于是否建立一种完善的、可以自行运转的律法体制，而根子里又有着制衡官僚集团的这一深层原因，于是，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皇权所追求的是一种“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追求这种结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义”。
集中了政治精英的官僚集团不会不明白个中三昧，他们深切地懂得，反腐行动与百姓利益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关联，他们面对的只是来自于皇权的权谋手段，便自然也以自己的权谋手段去做出应对。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作为和皇权派系相对的官僚派系中，还分裂着若干个小派系，这些小的官僚派系既要与作为对立派系的皇权一方斗智斗勇，还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皇权的力量来倾轧其他的官僚派系。于是，吏治的整顿往往并不像草根阶层所看到的那样某某官僚因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制裁，而是这个倒霉蛋被他的敌对派系借着整顿吏治的理由而加以迫害——虽然“受害者”本人就其受到的制裁来讲往往并不冤枉，但他的对手们，那些打着整顿吏治旗号而整垮他的另一派系的官僚们，其自身也不会比这个“受害者”更加干净多少。而皇权又正好借着官僚集团之间的派系倾轧来整治作为皇权派系对立面的整个官僚派系——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而朱元璋正是这类博弈运动中的佼佼者。单看洪武年间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牵连至死的足足有四万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再起巨大波澜，不但官员被严办了无数，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富户那里，导致大批富人破产——这让人禁不住怀疑：借此大量敛财之举到底是搂草打兔子的结果还是其本身就是当初的直接目的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会有一些腐败官吏受到惩处，自然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也自然会有一些地方得到相对的太平，老百姓欢欣鼓舞，而究其原委，这些所谓“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也就是说，老百姓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其实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但是，从副产品中得益的百姓们却不明白个中三昧，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副产品”就是“正式产品”，就是原始目的本身，因而歌功颂德，咏叹皇恩浩荡。
但这“副产品”从源头上就注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更为让人恐惧，因为，你虽然有可能成为一场上层社会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样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的博弈使得人事的任免主要取决于忠诚而非能力。无论对于皇帝也好，还是对于某一个官僚派系也好，对某个人的任用还是贬谪、甚至罢免，很大程度上和这个人的称职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倒是此人对自己的忠诚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百姓们对青天大老爷的天真期待往往成为泡影。
在洪武年间的权力博弈中，朱元璋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一些老百姓因之受益也好，一些士大夫因之无辜受累也好，都并非这屡屡整顿官场的真实目标，自然也就不是最高权力者在意的事情。而对于百姓而言，国家不是他们的，在家天下的时代里，他们只是帝王的私产，无论被恩典着还是被虐待着，他们通常都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儿。虽然有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这句话本身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之类的主张被一些百姓与知识分子天真地曲解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阶层就是“天下”的一分子，就是江山社稷的主人之一，但有着这类想法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因为很快就遭遇瓢泼浇头的冷水而有所醒悟，就是被社会残酷地淘汰出局。主流方面是，在一个权谋的大环境下，许许多多的人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小权谋，必须更多地通过与他人的博弈而非自身的正直努力来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权谋渐渐演化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运用权谋的思维方式来应对环境、解决问题。无疑，通晓权谋者是不被人喜欢的，但大环境就是如此，所以，中、下层不但受到上层建筑潜移默化的熏陶，自身的实际利益又往往很难依靠正当手段来得到保护——除了权谋与心机之外，他们还能靠什么立足于这个世界之上呢？
道德伦理永远是与实际利益冲突着的。官方永远在宣扬着圣人式的道德指标，而对这类宣传信以为真的人却经常成为被社会秩序迅速淘汰的对象。
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并且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声名。著名的海瑞就是非常接近圣人标准的一位，他的家徒四壁似的清廉使他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戴着光环的榜样而无法为更多的人效仿。对于整个社会，海瑞式的人物起着一廉遮百丑的重要作用。对于皇权来说，海瑞的这种作用怕是要比他实际的政治作为还重要上不知多少倍，因为把特例混淆成典型能够极大地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而在一些冷眼旁观者看来，这样的情形却正应了《老子》中的名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三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孔尚任“烟雨南朝”用词工巧，明朝历十七帝的江山终于变作了“南明”。“扬州十日”之后，多铎的军队开始逼近南京。这时候的南京，不再是大王朝的帝都，而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首府。
当初，朱元璋对全国子民加强思想钳制，八股取士，把“四书”限制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的思想框架里，参加科举考试之人不得有任何的个人见解。科举制度给平民百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这就像是一笔交易：任何人，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想要获得晋身之阶，就必须放弃个性而养成奴性，放弃思考而一味顺从，这简直类似于西方传说中的为了获得现实利益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一样。
现实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当诱惑足够大的时候，有几个人还情愿孤高自重呢？况且，即便有人想孤高自重也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的——在明王朝初立的时候，科举的作用还没有形成，朱元璋迫切网罗人才任职做事，他的出发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对那些拒绝被网罗的知识分子便不惜采取强硬手段。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里面，记载着一段这样的事情：贵溪儒生夏伯启叔侄不愿被明政府征召为官，双双剁下了左手拇指以示决心，结果被朱元璋砍头抄家。这样的做法，在历朝历代的开国时期都属极为罕见。
虽然，后来的科举制度更加强调“胡萝卜”的作用，但“大棒”的余威却并没有就此消散。在胡萝卜与大棒之下，天下臣民渐渐按照朱元璋的心愿变成顺民，变成具有奴性的顺民，而读书人更是成了奴性最强、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