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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柯之盟见其大信，一年而近国之君毕至，鄄幽之会是也。”《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曰：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谷梁传》曰：桓盟不日，信之也。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曰：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曰：晋侯始人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戌，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曰：魏文侯与虞人期获，明日，会天疾风，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
又《内储说上七术篇》曰：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吕氏春秋慎小篇》曰：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偾南门之外表者，仁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高注云：表深植而不能偾，不得所赏也。）自是之后，民信吴起赏罚。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岂独兵乎！
《史记商君传》曰：以卫鞅为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曰：楚厉王有警鼓，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而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
《史记周本纪》曰：幽王以褒姒乃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节用，
《大戴礼记王言篇》曰：昔者明王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财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费也。
《孟子梁惠王上篇》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龟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龟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荀子富国篇》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脊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它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又《天论篇》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本荒而多侈，则天不能使之富，故水旱未至而饥。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管子八观篇》曰：国侈则多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以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则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而爱人，
《说苑政理篇》曰：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义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问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荀子君道篇》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时而落。
《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曰：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谷梁传》曰：齐侯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又《庄公二十九年》曰：春，新延。《谷梁传》曰：言者，法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则何为书也？古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功筑罕；民勤于财，则贡赋少；民勤于食，则百事废矣。冬筑微，春新延，以其用民力为己悉矣。（勤谓缺少。）
又《庄公三十一年》曰：春，筑台于郎。夏四月，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谷梁传》曰：不正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
《春秋繁露王道篇》曰：作南门，刻桷，丹楹，作雉门及两观，筑三台，新延，讥骄溢不恤下也。
又《俞序篇》曰：子夏言，春秋重民，诸讥皆本此。
又《竹林篇》曰：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
《盐铁论备胡篇》曰：《春秋》动众则书，重民也。
《春秋僖公十九年》曰：梁亡。《公羊传》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梁内役民无己，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后亡者刑。”君者，将使民以孝于父母，顺于长老，守丘墓，承宗庙，世世祀其先。今求财不足，行罚如将不胜。杀戮如屠，分仇其民，鱼烂而亡，国中尽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使民以时。”
《礼记中庸篇》曰：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
《春秋桓公十六年》曰：冬，城向。《左氏传》曰：书，时也。
又《庄公二十九年》曰：冬十二月，城诸及防。《左氏传》曰：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又《文公十二年》曰：冬，城诸及郓。《左氏传》曰：书，时也。
又《宣公八年》曰：冬，城平阳。《左氏传》曰：书，时也。
又《成公九年》曰：冬十一月，城中城。《左氏传》曰：书，时也。
又《襄公十三年》曰：冬，城防。《左氏传》曰：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时，礼也。
又《昭公九年》曰：冬，筑郎囿。《左氏传》曰：书，时也。
树达按：以上皆使民以时之例。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篇》曰：使民不时失国，吾信之矣。
《春秋隐公七年》曰：夏，城中丘。《左氏传》曰：书，不时也。
又《九年》曰：夏，城郎。《左氏传》曰：书，不时也。
又《庄公二十九年》曰：春，新延。《左氏传》曰：书，不时也。
又《僖公二十年》曰：春，新作南门。《左氏传》曰：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又《成公十八年》曰：八月，筑鹿囿。《左氏传》曰：书，不时也。
《左传襄公十七年》曰：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
《说苑贵德篇》曰：晋平公春筑台。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