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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来搞革命，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后来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本来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论点虽然不对，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邹韬奋、胡愈之，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而受到围攻。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
……
有些事情，就要重点研究，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夹叙夹议（以上所引胡绳谈话，均见2001年第3期《历史研究》）。
胡绳晚年真正做到了“回归自我”，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解放思想，曾经被扣上“新右派”的帽子，受到某些棍棒理论家的讨伐。但吓人战术早已不管用了！理论必须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我认为《大公报》在二、三、四十年代的之所以赢得了那样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声音。我们常说“广大人民”，如果没有中间势力这一大片，何来广大呢？ 1944年春，中外记者组成赴延安参观团，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匪”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他还说：“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此言极是！当时，各国在重庆的驻华使节，最爱聆听的是张季鸾为他们作世界与中国的形势报告。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不用事先通报，随时可以面见老蒋。他与周恩来更是密友，在他患肺病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有周恩来和老蒋派来的卫生部部长。这个平静场景，就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
张辞世后，蒋介石为拉拢王芸生，让他赴美访问，后因特务报告：王与周恩来往来密切，此行乃作罢。重庆当时的人口为 60万，《大公报》的发行量达10万份，是另外前七家报纸发行量的总和。
作者王芝琛说：两极对《大公报》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都是反对的。毛泽东称自由主义者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把《大公报》及其总经理胡政之，纳入“中国民主个人主义”之列进行拉拢。胡政之在赴香港恢复《大公报》香港版前来到南京，急于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统治的司徒雷登，还郑重其事地派秘书傅泾波前往拜访，准备了洋房汽车，并试探请其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毫不为动，毅然赴香港去开辟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天地……。
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此话是在1958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四周早已是“讨伐”《大公报》的一片喧嚣。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说，他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王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官衔”引诱，当《大公报》刚迁入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刚到，紧接着陈布雷（蒋介石的秘书长）的电话就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送去了丰厚的“薪水”，王芸生并没给陈“面子”，将“聘书”和钱款一律退回。
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大彻大悟。他说，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我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他悔恨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王芸生也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王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 “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王芸生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张），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王芸生是自学成才的大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能于告别人世前，有这样极赋良知感人至深的自我忏悔的精神境界，除健在的巴金外，中国能有几人？
《徐铸成回忆录》结尾部分这样说：“我走入新闻界时，正当中国新闻事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一代的报人，正努力于新闻规范化，使采访、编排、言论各方面改革趋于定型，以张季鸾、胡政之先生苦心经营的《大公报》可为代表。其贡献在力求翔实，讲求新闻之效果。新的一代，则致力于思想之奋进，对读者，偏于注入式的灌输，不讲宣传实效。在此模式（笔者按：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新闻模式）下，你要重视新闻的客观规律，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他还将新闻工作这一行的领导人和佼佼者的年寿作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比较：古人说：“是故择业不可不慎也”。这话，我想想有道理。比如美术家每多长寿，因为他们经常写字作画，可以陶冶性情，且可锻炼眼神筋骨，甚符合养生之道。而新闻工作者长期俾夜作昼，饮食无定时，作息无秩序，所以易损健康。翻阅我国近代新闻史，可以无愧称为报人的，寥寥可数。王韬存年最长，六十九岁，梁任公五十二岁，戈公振四十五岁，邹韬奋四十九岁，张季鸾五十四岁，胡政之五十七岁，类多不过“中寿”。而新闻记者必须明是非，辨黑白，敢于秉笔直书，我国又一向无言论自由之环境，因而被害者更屈指难数。如宋教仁存年仅三十一岁，黄远生三十二岁，史量才五十六岁；其余如邓拓、金仲华、范长江、浦熙修、杨刚、储安平……等优秀新闻工作者，在“文革”中被迫离开人间时，有的刚年近六十，有的不到五十，正在才华焕发时期，不幸已做了古人了！笔者以为，像王芸生活到79岁，徐铸成活到85岁，就算是新闻界稀有的寿星了。
另据2001年9月22日《华夏时报》刊载《大公报》报人朱永良的长文《囚禁北大荒》披露，1957年《大公报》“反右派”运动斩获颇丰，大约三十人被划为“右派”。计有：朱沛人、毛健吾、袁毓明、赵恩源、萧凤、戈衍棣、单于越……加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的朱启平（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写出《落日》名文的大记者）、萧离、徐文兰、高汾、余阅、尤在、吴永良和石文华等八人。此后，这家民营的《大公报》，就陷入时乖命蹇的厄运之中……
我们不可能与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一个姓“资”的帽子与之一刀两断。先驱者们的精神遗产，理应受到尊崇。但这些先驱者不是圣贤完人，他们不能不受世界观、政治观、信息源的限制，缺点错误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是可以理解并应予谅解的。钱钟书在1932年《大公报·世界思潮》上曾经借评论休谟之际，痛斥文化虚无主义。他说：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在他同时代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钱钟书散文》第123页）
报纸要改革创新，乃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不屑一顾，来个一刀两断。办报人不懂办报规律，一切按“长官意志”和“官本位”体制行事，非碰钉子不可！同时当代报刊正在与电视（现在又加上香港的《凤凰卫视》《阳光卫视》）进行着激烈竞争，又在报业同行之间进行着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