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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尤其是成为政治帮凶的宗教之面目更令人无法不横眉冷对。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宗教（广义的）自人成为人之后就一直存在，并扮演着人世间甚为重要的角色：导引、救助、安慰苦难中人，当然其效果和能量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宗教存在于人世间，因此也像所有其他世间万物一样满载着人的烙印，而受时空限制的人也把其限制留在了其烙印中。由此，诸宗教也就同样有了各自不同的局限。同时由于宗教与其他人为之物（如科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也就为人们的各执其见埋下了伏笔。批评宗教者抓住的是其局限，信徒们坚信的是其端点。
科学和宗教共存的必然性
科学和宗教能够共存于世，必然有其客观成因。大千世界如果由某一种事物单极地“统理天下”是极不正常的，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极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因为世间人为之物无一不是“长短”的统一体，科学与宗教亦不例外。
科学的对象主要是“形而下”，而对“形而上”则多无能为力。科学无法测量感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不能以他或她一天说了多少次“我爱你”来衡量；也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喊10次万岁就忠，而一天只喊一次万岁就奸。科学对人类最大的灾难——情感痛苦无能为力，对“人生三苦”〔5〕，对佛教所说的“八苦”，对失恋之苦都没有解药。科学无法测量一个人的思想和知识，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20年写了20本书的人比一个20年写了10本书的人更有思想；也不好说一个记住了1000个书名的人就一定比一个记住了100个书名的人有学问。对一些古老的学问，科学到目前为止仍无法解释，例如对中医的经络说、气功的气等都束手无策。
科学是针对物质世界的一个以量化为工具的知识系统，不能量化的一般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由于科学在现当代的繁荣昌盛，一些本来无法使用量化工具的社会学科为了正名，也尽力采用量化的方法。例如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是这样科学地研究“一个人是否幸福”这个问题的：他对其选定的各类人进行24小时观察，看男人在此间有多少次开怀大笑，看女人多少次放声大叫〔6〕。以此来判断他或她是否幸福，这恐怕很难不让人想到“滑稽”一词。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许多冠之以科学的研究一直在做的。如前面“炒菜”一例所示，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量化的，是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的，也就是说科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是可以运用于人类世界的任何一个领域。关于科学的限度，爱因斯坦曾在给一个求教牧师的信中从一个角度做过精辟的论述：“科学无疑可以掌握因果关系，并且就目标和评价的可比性和不可比性得出重要的结论，但对于目标和价值进行独立的和基本的定义则是科学所鞭长莫及的。”〔7〕
科学可以作为人类探索世界的工具，但这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对于在物质世界中暂时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科学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可以使人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人类并不能没有精神生活，科学也无法提供人类的一切必须和社会发展的所有条件。如英国大学者马修·阿诺德（1822～1888）所说，科学和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8〕。托尔斯泰更为直率，他说科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对我们的问题，对于人类惟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干什么和我们该怎样活着——没有任何答案。对托尔斯泰的问题，韦伯断言人类只有去求助于先知和哲学家，到理念和宗教那里找答案。科学，在韦伯看来，不过是一种“行业”〔9〕。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成功的根据虽不无“西方中心论”之嫌，但仍然是很有见地的，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只聚焦于后者，而完全忽视了前者的重要性。
世上万物都有其“专长”，也必然有其“局限”。科学是如此，宗教也是如此。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信仰者，坚信崇仰也。信仰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在，还没有听说其他动物有信仰的说法。信仰也是人在各种困难、灾难、无望面前尚坚持活下去的支柱，如果没有了信仰，生命的意义也就无存了。这是宗教的力量所在。信仰的对象可以是神圣的，精神的，也可以是世俗的或现实的。不应把信仰狭隘到主义、宗教等区区几个方面。宗教与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宗教不等于信仰，且宗教只是人追求生命之意义的无数方式之一。
由于人在世界上不可逃避的各种苦难和一些人为的灾难，宗教无疑具有了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宗教的局限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了她对物质世界的“无能”和她的教理的“不容怀疑”之外，宗教还经常导引人们走上一条迷途，即神化人。这是因为，幻化一个天上的神虽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毕竟真实感不够，而且人更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和凡人有更多共性的典范、榜样、导师或领导人。这种心理和现实的需求使世间神（或半神，英雄，伟人）有了产生的基础。因此有了印度人的释伽牟尼、中国人的老子（道教化的）、犹太人的基督、伊斯兰人的穆罕默德。而当这些世间神也略显遥远时，人们又创造一些“当世神”：帝王、英雄、殉道者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著名帝王、英雄大多都有“神”的背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经常被神化，或“高大全”化。然而他们毕竟是个凡人，有凡人的七情六欲，只是被暂时神化了而已。这是产生各种“失望”的根本原因所在。宗教的这一“入世之举”至今尚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
科学的“专长”在形而下的物质界，而宗教的“专长”在形而上的精神界；科学的力量在于她的“实事求是”，宗教的力量在于她的“锲而不舍”。许多科学大师都曾直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其中爱因斯坦是最为著名的一个。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产生于严重的误解。即使宗教和科学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互相促动、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10〕
在与彼得·巴肯的对话中，爱因斯坦对这一观点进一步给予强调：“我不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天生的两个敌人。事实上，我相信它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接着他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概括：“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11〕这已经成为论述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第一名言。
相对于其他一些科学大师的观点，爱因斯坦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开明，比较客观的，与本文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即科学和宗教是世界中的两个巨大存在，它们不是互相敌对的，而是互动互补的，因为它们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
科学的局限在于其对形而上的无能为力，宗教的局限表现在其对现实生活的淡漠背弃。然而宗教中人必须存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无法离开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因此在聚焦于形而下的科学繁荣昌盛的时代，宗教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乃至冲击是在所难免的。由于科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巨大成功，人们企图扩大其疆域，把它超限地运用于形而上的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不可取的。人为地改变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后果要么是弄巧成拙，要么是得不偿失。不少学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著名社会学家兰斯基和诺兰在他们的名著《人类社会》（第八版）中断言：“现在人们应该清楚在科技发展和自由、公正、幸福之间没有对应关系。事实上，人们更应该问：科技发展是否把人类社会诱上了付出经常大于获得的演化之路。”〔12〕
古代哲人一再强调“中庸”的重要，但人们要真正做到却是十分困难的，几千年来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在科学和宗教问题上更是如此，不是把科学万能化，就是把宗教僵化。万能化和僵化实际上是同义的，其结果都只会是事与愿违。世间万物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万能的，都不是没有局限的，而正是这种先天的局限使万物的共存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科学与宗教在表面看来是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的两极存在，但它们各自的专长和局限则从根本上奠定了它们可以和平共处的基础。
注释：
〔1〕这里的“科学”是用其狭义，即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指以实用为目的的现代科技。
〔2〕转引自Harry C。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estview Press； Inc。1995，p。2。
〔3〕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
〔4〕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George Allen and Unwin；1930。
〔5〕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6〕Ronald Ingleh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7〕A Response to a Greeting Sent by the Liberal Ministers'Club of New York City；Published in The Christian Register； June； 1948。Published in Ideas and Opinions；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54。
〔8〕转引自We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