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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的痛苦。
五、超越与融合：全人类在真理面前相遇
既然人类的新希望——欧洲文明，如此迅速地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和道德的破产，既然一度鼓舞人心的欧洲文学，也终于背弃了其成为全人类团结的纽带的崇高使命，那么人类还有什么目标值得为之奋斗？那些置身黑暗之中的人们，还能靠什么福音来唤起内心的勇气和尊严，去冲破这包围着他们的绝望和虚无呢？
面对这个沉重的问题，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成批成批地幻灭了，他们自身就没有力量挣脱内心的虚无之感。于是，一方面是一批绝望的文学应运而生：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等，另一方面则是数目激增的作家自杀事件：茨威格、海明威……是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屠杀、痛苦和失望之后，谁还能对人这种造物抱有从前那种信心呢？大地上的生活不正是一场无意义、无目的的闹剧吗？人们承受的苦难不也正是他们自作自受的报应吗？正如尼采在上个世纪作出的预言：“虚无主义将至少统治欧洲一百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现实。尽管战争结束了，科技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年轻一代在掀动着一个又一个时尚的浪头，但关于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只是盲目的宇宙演化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还是肩负有某种崇高的使命，并在领悟到整个宇宙的意义的同时体现出自身存在的意义？对此，西方现代哲学或者给以悲观的答案，或者干脆拒绝回答，声称要把它驱逐出哲学的领域。一个对人之为人的问题丧失了明确认识的社会，也就丧失了它发展的目的和方向，既不知自己该向何处去，那就只能随遇而安，确切说，只能听凭变动不居的外物把自己带到随便什么地方。
然而，正如佛陀早就看到的那样：“人们不相信有真理存在，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在谬误之中。”人们可以嘲讽自身的荒诞，但前提是要用整个世界的荒诞来做陪葬。人们惟独没有勇气面对另一种可能：世界并不荒诞，只是我们自己一直在糟蹋它，并且尽管这样，世界依然完好无恙，依然每天用它崇高的光辉照耀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我们觉悟的一天。人们喜好用种种夸张的言辞来描绘自己处境的尴尬和内心的空虚，惟独不乐意老老实实地承认：我错了，如果我改正错误，喜悦和充实就会降临。这也像一个惯犯终于被抓获后，常常冒出的那个自以为深刻的问题：“不错，我被你们称作罪犯，但请问，这世上哪儿又有真正的好人呢？”
人们缺乏道德勇气，这正是他们常常听不清良知的呼唤，迟迟看不到内心本有的光明的原因。但人群中又始终存在着一些感觉更为敏锐、情操更为纯洁的成员，他们更清楚地感到和看到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固有的某种东西，于是他们不断提醒众人去注意这种东西，去领悟它的真谛，因为只有那里面才包含着人的本质，才有对人生困惑的解答和人类存在的说明。这些人被人们称作贤哲和诗人，泰戈尔正是其中之一。他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作家们更无愧于“诗人”这一称号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终没有阻绝自己通向真理的道路，而这一道路是为早年《奥义书》的教诲所开辟，又为他一生高尚的活动所证悟和完成的。在晚年关于人的演讲中，泰戈尔道出了他毕生探索的体会：“在人周围，其他生物漫游着，在寻找生活资料，而人很久以来却一直在寻找内心深处的、给予他内在含义的惟一者，这表明人是伟大的，他必须证明在自己内心寓居着不朽者、普遍者，这个普遍者超越了死亡界限。当我们在认识和情感中领悟了真理时，我们就与我们内心的这位寓居者获得了一致。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因遮蔽了内在的人而引起的，因为我们只通过各种外部形式寻找他，对我们的自我陌生冷淡。因此，我们就会在金钱、名誉和物质享受的手段中寻求自我。”〔21〕
当然，人也应当探求他的外部世界，应当通过生活所能赋予的各种可能来求证人生，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形象就是这一愿望的最充分体现。但就人一生而言，这种一味外求的精神恰恰暴露了自身的某种空虚。浮士德的人生是丰富的，但他的每一个追求都以失败告终，并没有从中发现任何意义，并且最终也谈不上真正的圆满和完成。浮士德形象的深刻的虚无性，也是作者歌德自身精神世界未能获得最高完成的表征。固然浮士德也说出了他的“智慧的最后的断案”，但对此魔鬼却在一旁嗤之以鼻。可见歌德自己对那个“断案”也未必有多大信心。即使歌德对人的得救依然抱有坚定的信念，正如他的名言所谓：“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使，却终能意识到正确的道路。”但这和泰戈尔的思想还是存在着微妙的不同。浮士德的形象客观地揭示出：歌德相信的是利己主义的道路也能使人得救。而托尔斯泰则决不相信这点，他在晚年激烈的艺术批判中甚至把歌德视作利己主义小人的典型〔22〕。在托尔斯泰看来，浮士德哲学只会遮蔽敞开在人面前的更高的真理，这就像人只有和普遍者融合而非和魔鬼订约才能完成自己的本质一样。在这点上泰戈尔的认识接近托尔斯泰：“地球围绕着自己的轴心旋转，同时也围绕着太阳，沿着它的巨大轨道旋转。在人类社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显示出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财富和权力的工具在个人利己主义的驱使下被积聚起来；另一方面，在普遍者的激励下，人们在行动和欢乐中相互联合起来，并且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23〕
泰戈尔用下面这些话赞美了那些真正伟大的人，而这些人的确比浮士德多往前走了一步——“用一颗真诚的心，他们能领悟一切，而真和善就在一切之中。当人抑制了罪恶（这种罪恶来源于他的本性，因为受利己主义的限制），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精神，到那时他就领悟了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并不是只关心个人，它还关心他，《薄伽梵歌》说：‘他就是人的人性。’”〔24〕
注释：
〔1〕〔2〕〔3〕〔9〕〔10〕〔11〕〔12〕〔13〕〔14〕〔15〕〔16〕〔17〕〔18〕〔19〕〔20〕克·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第289、363～365、363～365、389、388、319、477、347、348、385、275～276、276、267～268、266、266页。
〔4〕见《文学的革新》，《泰戈尔文集》第4卷，第296页。
〔5〕〔6〕〔7〕〔8〕见《艺术家的职责》，《泰戈尔文集》第4卷，第357、356～357页。
〔21〕〔23〕〔24〕见泰戈尔：《人生的亲证》第107、113、114～115页。
〔22〕见托尔斯泰：《艺术论》。
复活的利维坦幽灵
？ 陈永苗
“9·11”事件后，美国全国掀起报复恐怖分子的狂潮。在这人类历史的特殊时刻，社会利益在此重大事件中出现紧张，人们往往在激情的支配下放弃理性和冷思，用某种朴素的道义或情结代替制度的维护。因此，在喧嚣中，必须冷眼关注长期作为美国社会基础的美国宪政有否变化；作为宪政的“模本”的美国宪政根基会不会动摇。
不可逾越的界限
公元前十一世纪以色列人到先知撒姆耳处，请求确立一个既能治理他们，又能带领他们作战的王。先知撒姆耳不赞成，并警告民众说，这样的王将会剥夺他们的财产，奴役他们的灵魂。在美国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撒姆耳的警告似薪火相传在参加制宪的美国建国先贤的胸膛中燃烧。美国建国先贤对政治压迫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他们对自己亲身缔造的国家变成食人怪兽利维坦的危险忧心忡忡。他们没有以救世主弥撒亚自居，将盖世功勋带上制宪会议，没有要求理想主义迷狂中的人们感恩戴德，将他们的权利进贡。
美国建国先贤对人性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清晰而睿智地知晓，自己亲身建立的国家，虽然没有了英国那样的国王，但演变成残暴的专制体制的可能性极大。怎样防止美国政府蜕变成专制暴政，是他们在制宪时必须忧虑的首要问题。民主与暴政之间没有天然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存在着向极权主义演变的危险。因此，他们不认为实现多数人的意志就能防止暴政，恰恰相反，多数人的意志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最容易、最可能演变为暴政。
制宪会议上大多数代表为了尽快将建国后多年缺席的联邦政府建立起来，通过了宪法。对于人权法案，制宪会议上大多数代表认为，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不必同时列入，可以容后作为修正案补入。
该宪法文本，因缺乏人权法案的条款遭受极大的反对，差一点胎死腹中。乔治·梅逊、埃德蒙·伦道夫、艾尔布里奇·格里甚至为此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托马斯·杰弗逊、拉法耶特要求补上人权法案。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宪法的决议附带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
因此，就有了著名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前十条宪法修正案通常被称作美国的权利法案。作为洛克所称的“已颁布的，为人民所熟知的永久性法律”，权利法案分别列举了民众的一系列权利，并宣称这些权利是政府不能蚕食、侵犯和剥夺的。权利法案规定了任何主权者不可逾越的界限，禁止美国政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甚至是在美国人民大多数人同意的条件下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国家的恶性、利维坦的幽灵被囚禁入地底下，被关进潘多拉之匣。
霍布斯的哑剧
9·11事件之后，美国新颁布了一些法案和条款，改变了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设立特别军事法庭、信息自由的限制、被控者的受审权利和不受“预防性”拘留的权利的剥夺、与律师交谈的隐私权的限制等等。可以说，美国的自由陷入困境，美国的宪政因恐怖事件而“被撞歪”。因为美国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