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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的反独断论精神，不拘泥于“正统”、“僭伪”一类衡量标准，清洗韩愈、朱熹等人在学术统绪上涂抹的神秘色彩和正统理念，着力于对明代及宋代、元代各学术派别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者生平、著作、思想加以考辨，尤其注目于师生授受对学术派别延绵、变易的影响，并有意陈列“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使“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8〕，并“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9〕，这就把学术流变的考察置于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尊重中国学术的多元潜质，敢于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正隐约预示着挣脱学术大一统枷锁的时代趋势。这是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在研究中国学术史时，格外看重黄宗羲并编《节本明儒学案》以求推广的缘故所在。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对中国学术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其间编辑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由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对各种学术专著勾玄提要，而且对各学术派别的发展脉络作分门别类的述评，“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10〕，为中国学术流变的探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近代学人致力学术史研究，超越古人的处所在于，视野更为开阔，观念及方法均发生近代转型。如对学术作分科解析，注意学术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考察中外学术的交互影响、比较中国学术与异域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之异同，等等。其间于学术史研究贡献突出的是梁启超，他抱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11〕的宗旨，注目于传统学术的再评估和新学术的输入。他写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计划十六章，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化之迹，但仅写出前六章而辍笔。梁氏晚年曾立下做“中国学术史的志愿”，撰写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断代或个案学术论著。后二书尤为精粹之作，于清学的渊源及演进脉络，条例明晰，论断每有创意。梁氏虽未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但他在关于中国学术流变全过程的宏观把握方面，确有过人能力。今日的流行说——中国学术历经“两汉经学一魏晋玄学一隋唐佛学一宋明理学一清代考证学”，正出自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概括。以此为基础，现代学人多倾向于将中国学术流变分为前后衔接的七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一隋唐佛学—宋元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当然，这是就主潮而言，每一阶段又都保留着前代学术的流裔，并存种种与主潮相歧义的旁门别派。
与梁启超齐名的又一学术史家是章太炎。他辛亥前力倡“排满革命”时，即十分重视学术史研究，把中国学术称作“国粹”，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他对经学、史学、文字学、伦理学都提出若干新见，并对学术流变的成因独具慧眼。章氏在论及中国学术的歧变时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12〕认为“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材性”（人才素质）三者共同导致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的演化。章氏进一步指出，时代愈趋进步，人们交往扩大，而天才不世出，地理环境与人才素质的影响在缩小，对学术流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13〕。这是确当之论——造成学术流变的因由，除应考虑“地齐”、“材性”外，更多地应当从“政俗”即社会因素方面深入挖掘。
另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则从“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的视角，探讨中国学术流变：将诸子学说光焰万丈的晚周称之“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两汉为停滞期，自六朝至唐宋，佛学入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又因宋儒的调和中印思想，此一受动时代“又稍带能动性质”。宋以后至清，“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佛教又见告矣：西洋思想是也”〔14〕。显然，王氏寄望于今日学术由受动于西洋思想，如能调和中西，则可达到能动境界。这是一种开放的、颇富前瞻性的学术流变观。循此思路，现代学术史家多注重周秦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三个历史转折期的学术演化，以之作为探讨中国学术流变的枢纽。
古人和近人对于中国学术流变的论述，或良或莠，或深或浅，却弥足珍视，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思维教训，奠定开阔而坚实的前进基地。
（五）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详尽占有材料。因此，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是切关紧要的。就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基本资料约略可分两类，一类为历代学术著作，另一类为历代学人论学术流变的论著。后者当然也是学术著作，但较之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们直接表述了先贤对学术流变的看法，这为我们今天从事学术史剖析考辨提供了直接参考。即使是前人那些被时代的偏见所扭曲的看法，也折光镜似的反映了学术演变史的复杂面目，代表着某种时代思潮，因而也具有无庸忽视的史料价值。这些古今学人议论学术流变的文献，便是本书旁搜远绍的对象。
近几十年来，各类学术古籍整理出版甚多，经过编辑的哲学史、史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资料书也纷纷涌现，其功德无量，但尚未得见一部历代学人论述学术流变的结集。我在从事文化史研究及教学工作时，常常以此为憾，因而萌生编辑这类书籍的想法。1988年与邓建华、彭池二君一起勉力编辑了《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仅印行1000册。此后十年间，时有学界人士来函寻索此书，表明这一资料书尚有社会需求。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盛意，此书获增补和重新出版机会。今次增补修订工作由邓建华与我共同完成。
本书新版保留原版总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八部分，增加民国部分，共为九章。前八章中补入若干新篇目，包括台港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外国汉学家的论述，以扩大观察中国学术流变的视野。如学术活动主要在香港展开的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学术精神之发展，他说：“孔子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元。秦汉之建立大帝国之政治，为礼制之实现为亨。魏晋隋唐之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文化，多端发展，旁皇四达，为文化中之义道，如元亨利贞中之利。则宋元之精神为智，而欲由贞下起元者也。”〔15〕他还将中国历代文化精神与西方历代文化精神作比较，观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又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用力于开掘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科学人道精神〔16〕。这些论说都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开辟新境界。
新版还择要反映由考古发掘、文献披露所推动的对学术史的新认识，如甲骨文的发现与破译，拓展了对殷商文化的视野，提供了“释古”以重建古史的可能；楚简的联翩出土，揭开了先秦学术的原始状貌，以致有学者认为先秦学术史有必要改写；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的再见天日，打开了上古及中古学术史的渊富宝库；而明清大内档案的面世，加深了对明清学术的理解。总之，新版意在求得更深广地观照中国学术流变的真实踪迹。
上述增补使全书由原版的40万字扩充至70万字。各部分前均由编者撰写简短提要，录文则按如下顺序编排：A。对一代学术流变的概括；B。对各学派、学者的分论，对同一学派也先列总论，后列分论。录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均以※号注明。部分录文中之夹注经编者删除，在录文后注解中说明。选录自诸子书及二十五史的一律不注作者姓名。录文版本尽量采用近五十年出版的标点本。录文中的繁体字在不导致歧义的前提下改为简体字。评断历史文化，宜在相当时间距离之后进行，诚如清人阮元所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降的当代学术流变文字，本书未予收录。此一重要工作，还是留待未来吧。
注释：
〔1〕王符：《潜夫论·赞学》。
〔2〕《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3〕《尸子·广泽》。
〔4〕陆机：《文赋》。
〔5〕张载：《经学理窟》。
〔6〕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存目五》，《学统》五十卷。
〔7〕王阳明：《答罗整庵书》。
〔8〕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
〔9〕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办理四库全书历次圣谕》。
〔11〕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
〔12〕《原学》，《訄书》重订本。
〔13〕《原学》，《訄书》重订本。
〔14〕《静庵文集》，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4页。
〔15〕《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正中书局1984年版。
〔16〕《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
“萧乾作品选”序言
？ 文洁若
萧乾曾说：“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他把翻译看作副业，写作才是他的正业。实际上，他毕生在翻译方面做出的成绩绝不亚于创作。萧乾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达67年（1931～1998）之久。不论中译英还是英译中都能胜任，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推动作用。
一、三十年代
早在1930年秋，刚迈入辅仁大学西语系门坎的萧乾，就拉着美国青年威廉·阿兰，在文化古都北平策划起《中国简报》。那是我国最早向西方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