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音说话。”〔3〕“新文人”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圣化持怀疑态度，他们造话语霸权的反，也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体验拥有霸权的快感。他们深深感到了一元化的危险，因而他们并不因自己的自由而影响他人的自由。
体现在“新文人”身上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在理想的坚守中，对一元主义、对绝对理想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敬文东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始就说：“这本小书充满了偏见、呓语和胡说八道——这是首先要提醒读者注意的。这说明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不知道何处有真理；他只相信：真理大于凡人，它不是凡人能够掌握的，真理最多只存在于人间的少数尤物手中，而像他这样渺小的凡夫俗子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些无聊的偏见罢了……既然如此，读者就不得以真理和正义去要求这些文字排泄物了。”这段话并非虚假的谦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新文人”对他人的宽容和对自身的省察。
“新文人”在叛逃上代和上上代的绝对精神的同时，却低估了更年轻一族的“逃逸速度”，仅仅几年之后，后者便集体开始“胜利大逃亡”。他们惊讶地发现，八六级和九○级有着巨大的差异。相对于前辈，“新文人”是反理想主义者，而相对于后生，他们却成为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而且，随着市场化的一代逐渐成为时代主流，“新文人”的理想主义者身份也愈发凸显。他们独守时间深处的孤灯，志在接续文化的香火，对物质时代的简单法则不屑一顾。他们对“新新人类”的指责，实际上重复了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的批判：“我看到一群难以数计、彼此相似和平等的人在不停地忙碌，以取得渺小和庸俗的欢乐来充实灵魂。他们每个人都独居一隅，不关心其他一切人的命运；他们的孩子和私人朋友构成了他全部的交际环境，至于他的同胞，他虽在他们的身边，却视而不见；他接触他们，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家庭，那可以说他至少不再有祖国。”〔4〕尽管“新文人”执著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但他们仍然对极度个人化的“上海宝贝”们多少表现出反感，原因是在他们眼中，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永不存在。个性的扩张需要建立在良性的基础上，个人秩序的建立应当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像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的那样，建立“成员们……能够发挥各自优点与个性的‘人类共同体’”。从他们对“新新人类”的态度上，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他们宽容的边界。他们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积极自由主义的身影，又在“新文人”中隐约闪现。当然，如前所述，他们不会再使用父辈们的旧招术，他们只想借助语言的力量，因为在他们眼中，言说不仅是惟一，而且是最有效的应对途径。
三
对于季节的更迭，人们除了适应，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每个季节都在最大限度地修改上个季节的容貌，以显示自身的价值。不同季节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联系，即使它们可能离得很近。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就会很容易在旧岁中找出相似的影子。当我们关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时，会发现代际的更迭具有“隔代遗传”的特点，尽管几乎每代人都对上代人的精神传统提出质疑并进行修正，甚至这种叛逆行为还会带有矫枉过正的夸张色彩，但是，我们不难从时间深处找到相似的群落。出生于极权时代后期、成长于开放初期的“新文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化复兴事业的担当者。他们要使思想和学术回归它们自身，而不再为某某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动听的修辞。他们是文化的信奉者，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当文化摆脱了强权和外力的操纵，回到自身的轨道上，它的价值更值得信赖和尊重。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的思想学术条件，惟有五四那代人有过，他们与其有精神上的一致性。他们逆着时间的流向，寻找“五四”弦音中断的地方，并从那里开始自己的吟唱。他们不指望成为英雄，只希望自己成为文化传承的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为此他们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包括应对精神的箝制，和物欲时代的降临。
长期以来，我个人对“新文人”一代的复杂心境主要来自他们自身的两面性，即交织在他们情感中的理想主义与反理想主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学术本体与社会功用的复杂矛盾。我深刻地认识到选择的艰难。这些矛盾，实际上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新文人”的价值取向，关乎他们在代际链条中的定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我的同龄人逐渐意识到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撇开积极自由去求取消极自由是不可能的。林毓生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写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消极自由（即提供个人自由的空间，至于每一个人在这样空间之内是否主观上感到自由，不是那么重要），不强调积极自由。甚至强调消极自由到了反对积极自由的程度。现在开始有了一点转变。主要是受到了黑格尔的某些影响。我过去也认为消极自由特别重要，而不谈积极自由。因为我认为积极自由很危险，因为往往在谈积极自由的时候把消极自由给消解掉了。但我现在觉得，应该更复杂一点。不能完全谈消极自由，也要谈积极自由。但有一点：必须在消极自由的前提下谈积极自由，而不能在积极自由的前提下谈消极自由。这很重要。”〔5〕“新文人”的最终进步体现于他们走出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理想主义和反理想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等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塑造了“新文人”的整体形象，使他们免于极端和偏执。
对“新文人”进行整体评述，现在还为时尚早，他们至今还是一个谜。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开始而很难看到其结束。开始本身有时就是艰难的，尤其在“五四”传统中断半个多世纪之后，拨开纷乱的现实表象，重新回到“五四”的基点上，就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况且，“五四”精神也仅仅能够为他们提供动力，远非他们的精神目标。他们在时间的另一端等待自己，期待最终到来的不仅只回音。也许只有那时，才能说出关于这代人的谜底；也许，谜底像终点一样永不存在。
注释：
〔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3〕〔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版。
〔5〕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丘东平致胡风的一束信
？ 张晓风
提到丘东平这个名字，恐怕今天只有读中文的大学生和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才知道了。但他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他不仅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参加过上海“一·二八”战争，抗战起又加入了新四军，驰骋在敌后战场上。1941年7月，他英勇牺牲时年仅31岁。丰富的经历、杰出的才华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执著追求和严格要求，使他的作品，无论是初期的成名作《通讯员》或是达到他写作高峰的《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都有着悲壮的时代气息，是中国抗战文学的杰出代表。而这一切，现在的人大概都知之甚少。
更鲜为人知的是他与胡风的友谊，以及他们对文学事业的共同追求。
胡风第一次见到东平颇带点戏剧性。那是在1932年冬，胡风因事由日本回到上海。一次，他应丁玲的要求去找左联盟员丘东平谈话，希望他不要到日本去，因为国内有很多实际工作等着他去做。但却被他反问了一句：“那么，你自己呢？”胡风答道：“因为去了，知道情形，所以不赞成你去呀！”“你还回不回去？”胡风有点窘地说明有些事未了，还得回去。这时，东平便发出了冷笑，胡风感到很狼狈。但不久，胡风读到了他的小说《通讯员》和通讯《滦河上的桥梁》，不禁为作品中表现出的直追人物心理性格的写法和英雄主义的气魄而感到兴奋。
这之后，他们之间过从密切了。东平的卤莽、直率和毫无心机，虽然有时不免伤了自己人，但他事后的真诚悔恨又让胡风觉得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抗战爆发后，东平的身影活跃在前线和敌后，他参加了新四军，后又担任了鲁艺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抗日军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仅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上就有十一篇之多。这些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在当时起了极大的影响。后来，胡风曾评价道：“这些是英雄的诗篇，不但那艺术力所开辟的方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加进了一笔财富，而且，那宏大的思想力所提出的深刻的问题，也值得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反复地纪念吧。”不久！胡风将东平的《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作品编成《第七连》收入《七月文丛》第一辑，并为之写了《东平著〈第七连〉小引》，向读者进一步做了介绍。这本书于1940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了。到了1943年1月，胡风又将它重编成《东平短篇小说集》，并再一次写了《题记》。由于东平成名早，去世也早，后人在评论“七月派”时不大谈到他，实际上，他的创作风格对后起的《七月》作者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例如路翎的短篇小说。
1941年7月，在苏北反扫荡战争中，东平为了指挥营救尚未脱险的战友，而暴露了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