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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晚上没钱出去，只好坐在餐厅里面，跟那个厨师混得好好的。晚上搞两大桶葡萄酒往那儿一放，我们高兴地给他唱歌，他也挺高兴，给我们酒喝。
说的比唱的还好
朱军：你第一次真正在公开场合参加晚会是1986年中央电视台的电影晚会。其实更多的观众认可你是因为听到了你唱的电视剧主题歌，比如《雪城》、《便衣警察》。我们知道《雪城》和《便衣警察》播出以后收视率都很高，很受关注。选择演唱者的时候为什么会找到你？
刘欢：我觉得就是机会吧，《雪城》就是个例子。我在录音的时候认识了《雪城》的作曲李黎夫先生，后来他做《雪城》的音乐，觉得让刘欢唱比较有把握。《雪城》先在天津播出。《便衣警察》剧组在天津出外景，制片看到《雪城》，觉得唱歌的小子不错，回到北京铺天盖地地找。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费了好大的劲，跑到我的学校找到我。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次接一次的才有了机会。
朱军：有很多跟你走得非常近的朋友说，其实刘欢骨子里喜欢的音乐并不是给大家展现的这样，在他内心深处有他特别喜欢的音乐，我很想知道，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刘欢：你说的很对，我真正喜欢的不是我现在唱的。究竟是什么样？音乐最终讲不了，无法讲清楚，只能给大家听。我最后是用音乐跟人家交流，不是靠说话。我宁肯前面什么话都不讲，让人家听到音乐就够了。我不是个怪人，我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感受今天的快乐、今天的痛苦、今天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通过音乐展示的生活也是能够跟大家贴在一起的。假如我没打算跟大家活得一样，不好好活着，这个事就不好说了。那天偶然想到了一个主题，人的一生都是在行走、在跋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这种感觉写点什么？所以我就采了100多种脚步的声音，在地板上、在石头上、在草里面、在沙子上、在雪里面，用喘气的声音作衔接，做了一次音乐尝试。
朱军：你自己的专辑并不多，为什么会这么低产呢？
刘欢：低产的原因是我原来没有按照一个唱片主题来进行创作。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也有点捣乱，因为我这个人每次接电视剧都专门找跟上回不一样的。《北京人在纽约》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洋玩意儿自己也能找点这种味，等这个电视剧过去了，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再接电视剧我就挑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很小资，很有情调。再后来就是《胡雪岩》，因为之前我没接触过中国古典题材，而且我老觉得古典题材的音乐都是中国的民乐。其实民间跟古典是两回事，这是我一直想强调的。我们经常领会错，前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弘扬民族文化，结果弘扬的大部分只是我们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固然很好，但是它没有上升到精神高度的时候，绝对成不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每次都这么挑来挑去，这些音乐互相没有一点关系，有时候自己把这些电视剧的歌刻一张CD放在家里听，都觉得哪都不挨着。确实有这种问题。
朱军：我们谈了这么多你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同时观众也有些疑惑，近两年你呈现给大家的好的歌曲或者说好的音乐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是想闷着做大事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刘欢：想闷着做事，我从来不贪大，总是想着下一步自己有可能做什么事。到明年我就40了，40岁开演唱会本身也挺吓人的，但是这个事还是该做了。我始终相信这点，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逮着什么事都做。我现在尽量少接演出，让自己活得自在一点。
朱军：得到的报酬多一些，不是会活得更自在吗？你理解的自在是什么？
刘欢：不是说钱多了就自在，钱太多了会坏事，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挣钱，还得动很大脑筋花钱。我现在开一个挺旧的吉普车，但是它一个轱辘也不少。这种生活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要的。去年我去了希腊，发现那个地方的人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非常懒散。我刚到那儿极不适应，跟他们玩得挺高兴，但是干起活来简直是要了命。他们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全天工作，三天上半天班。早上九点钟上班，九点半能找到人就不错了，中午还有午睡时间，下午三点钟才回来上班，五点钟又不见人了。我发现人家活得太好了，只要能够吃饱喝足就挣这么多钱，绝不耽误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们就是被钱拴住了。
朱军：刘欢的这个观点，应该说某种意义上我也认同。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活在那样一种自我的世界当中，那么这个民族还能往前发展吗？
刘欢：对，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经济学家们去解决。在这种文化状态下，怎样让民族经济实现一种静态发展，这是西方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零增长。GDP看起来不增长，但是政府通过协调把财富运用得更合理，使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是处在一种特别浮躁的状态，拼了命地黑了眼睛挣钱，这不是好事。
二十年的教书匠
朱军：你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了。当时是不是有志于教育事业？
刘欢：我觉得留在学校里特别合适，我父母亲都是老师。而且我觉得老师也是一个挺好的职业，所谓传道授业。大学老师基本不坐班，这种稍微松散一点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适合我。到现在，我这个课已经教了快18年了。我一直很喜欢做老师，不愿意放弃。我的年龄每年都在增长，但是我的学生永远是20岁左右的，我永远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我在教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在给我一些东西，这特别重要。
朱军：你每次上课都会穿得很正式吗？
刘欢：基本上不穿这个东西（指身上的T恤），如果不是太热的话。
朱军：为什么呢？你觉得课堂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刘欢：我没仔细想过，总觉得上课应该是那样的，不能特别随意。
朱军：听说你的课要是下午6点钟开课，3点多钟就会有人抢占座位。
刘欢：因为我们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只有300个座位，但是经常有500多人选我的课，所以有时候会分成两次上。今年比较例外，学校大教室排不开，就都挤在那里，大家没有地方坐。
朱军：我想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你现在的专业职称是什么？
刘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在教这个课。我们那里不是艺术院校，所以我要把材料拿到有资格评艺术职称的学校去，但是我一忙活就忘了，耽误了两年吧。这件事我真的没有太在乎过。
朱军：怎么会不在乎呢？我觉得你这个年龄至少应该是副教授了吧。
刘欢：对，应该是的，评副教授的材料就在我手里。我真的不是很看中这个东西。我做流行音乐也一样，不太理会那些评奖，只要大家喜欢听、接受了，我觉得即便从商业角度来讲，我的目的也达到了。在学校里，我教的课学生喜欢听，我把我知道的传授给他们了，这就是我该做的。不过今年我要去评职称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学校里面还是应该有一个。
九天定下的终生
朱军：人可能生活在一种最随意的或者说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下是最有创作力的，在刘欢的身上可以印证这一点。你的事业可以说一帆风顺，家庭也很不错，好像你跟你太太认识有一段挺浪漫的故事。
刘欢：肯定算是，很浪漫。我记得认识九天时间已经决定跟她结婚了。我这个人很有意思，激情式的，而且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么多年我一直相信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直觉，生活里也一样，我认为那是对的，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朱军：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偷偷去采访了一下刘欢的太太卢璐。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你太太到底想跟你说点儿什么。
卢璐：1987年底，导演派我和另外一个跟中央台比较熟的同事到北京来请他。当时导演说，只要请到了刘欢就让我们坐飞机回去。结果一直没有线索，都已经绝望了，我们就订好了两天后的回程机票。就在这个时候，同事拨通了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电话，在楼道里的电话，特别巧他接上了。他提出能不能到湖南各地去玩一玩，后来就去了张家界。那是12月份，没有游人，张家界那么美的风景，天天出太阳。我觉得适龄男女可能都会生情，换了别人没准儿也会有这段情缘吧。他喜欢做菜做饭，反正只要他在家，他肯定不让我下厨的，一定是他自己做。他曾经说过，他把做菜当做配器一样，特别有乐趣。我每周一早晨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但是他在厨房外面的小黑板上写着早餐的内容。比如说他做牛肉菜粥，画一头牛再写一个“肉”字，画一棵白菜再写一个“粥”字，特别好玩。前几天他煮了一个鸡蛋，在黑板写了一个“蛋”字，我看了吓一跳。“蛋”上面的字头写得很大，下面是四个“虫”字。我一看四条虫，怪害怕的。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1987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俩住在长沙国防科大的专家楼里。那天晚上你用法语即兴为我写了一首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