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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商人
朱军：你和吴征结婚以后去做了“阳光文化”，曾有一段时间还是董事会主席。你觉得这一段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澜：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我对自己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让我看到了一些更大的善和更大的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苦不堪言的，有的时候是特别的劳累，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但是走过以后，回头一看，特别值得。我觉得我这五年学到的东西，可能比一些人十几年，二十几年学到的东西都要多。第一，我的确是为了一个理想在奋斗，而且应该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加可以操作的模型，或者是更加可行的一条道路，再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第二，我非常感激的是，在我一路的摸爬滚打当中，我的丈夫一直是陪伴我的，他是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告诉我，虽然你要追求的理想很好，但是这个商业模型选得不对。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特别执着，我说我还要再试一试，我不相信走不过去。吴征跟我说，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做，那我就陪你做。（掌声）
朱军：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一个一直以来都被别人捧在掌心里的鲜花，突然有一天不得不为了某一个商业目的而放弃了自己的自尊，那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杨澜：我不认为我牺牲过自己的尊严。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第一，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商人，第二，我真正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有多难。在做“阳光”之前，我可能还跟很多所谓的文化人一样，有一种轻商的观念。这几年的商海沉浮，让我对那些有抱负又很努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充满了敬仰。而且我一点都不认为，商业是丢人的事儿，是需要你放弃尊严的事儿。很多人都问我，杨澜你到底是一个商人，还是做电视的人。我说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电视人，是一个传媒人，但是我正努力地学习商业，因为我觉得中国并不缺文化人，但是中国实在太缺懂商业的文化人。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下一代人，中国的文化真正能做成产业，就像在一些西方的国家，文化产业不仅是商业经济的支柱和文化的支柱，而且可以很大程度地被其他国家的人所认同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朱军：我摘录了杨澜的这样两段话，一段是说，“一个人要想成功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先要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成功的意义应该由自己确定”；还有一段话是你在2001年离开凤凰卫视转做“阳光”的时候说的：“你对一个环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有突破，那一定是你内心有这样的需求，那就按照你的心告诉你的那样去做，这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态度。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杨澜并没成功，那也没关系，我仍然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选择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我想用歌词当中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
绝对幕后之杨澜
“杨澜的收视率破记录了！”组里的制片拿到刚刚下发的《栏目收视表现》，没有像往常一样贴到布告栏上，而是一个一个办公室通报着喜讯。所到之处一片惊叹，“4。10的收视率，太棒了。”
既好做又难做的节目
在一次栏目组的例会上，制片人王峥接了个短暂的电话。“杨澜刚才同意上节目了，”王峥说，“这期节目的关注度不会低，准备要充分”。
在节目策划阶段，策划们公认杨澜的魅力在于思想而不是美丽，杨澜的角色定位不简单：“她是时代转型的符号，也是公众形象的符号。”
杨澜曾经荣获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曾经加盟凤凰卫视主持《杨澜工作室》；在创办阳光卫视主持《杨澜访谈录》期间，访问过三百多位各国杰出人物，是一位深谙人物访谈内幕的嘉宾。
“如果偷懒，杨澜很好做，她知道你做节目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也特别难做，因为她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采访内容几乎大同小异，你很难看到不太一样的她。”我接到杨澜这期节目的任务时这样想。我将面对的是同行中的前辈、高手，
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期节目不好做还有另一个原因：朱军在《时刻准备着》一书中提到和杨澜的交往，正是杨澜的一席话，激起了他到中央电视台实现理想的冲动。面对主持经验丰富，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杨澜，朱军是否会“心慈手软”？直到录制现场我还在担心着。
初识杨澜、初见杨澜
我跟很多观众一样，在电视节目并不多样的90年代，每个周日下午看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那时候感觉这个节目像一阵清风，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对杨澜会有多少崇拜，但对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再大一些的人来说，她曾经非常具有号召力。很多人都把她的人生轨迹当成未来的蓝图，从事电视工作、出国留学，这些都是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
其实第一次见到杨澜是在2000年初，当时她来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做讲座，而我是即将毕业、正在工作与出国读书之间犹豫不决的四年级学生。我至今还记得当天的情景，以及她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尝试，有机会一定要出国读读书”。这句话让我走到了今天，不然或许我正在一家外企公司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我曾跟她开玩笑说，不知道她鼓动了多少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在犹豫中毅然出国。
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由于这样的渊源，接受任务以后我便埋头收集资料，没有像采访其他嘉宾一样尽快见面和采访，因为我想多争取些时间更充分地了解她。所有人都认为杨澜上访谈节目应该特别放松，可我却感觉到她的紧张。不久之后我就听说她一直在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他们的编导还没有跟我联络？”
杨澜的紧张源于她的认真。她每次采访嘉宾之前平均要阅读20万字的资料，连每次上场时和观众打招呼的方式都要和策划探讨几次。熟悉杨澜的人不断地跟我提起杨澜做事的认真，而非像一些文章中所写的似乎一切皆因聪明和运气。
我在一个傍晚拨通了杨澜的电话。当时她好像在赶往哪里的路上，她一边抱歉一边约好第二天中午打电话给我。第二天她如约打来了电话，很专业地问我对这期节目的构想，让我倍感压力。我说想做一期跟别的采访不一样的节目，不想把她描绘成全能女性。她笑了：“现在最想说的是，做了这么多年《杨澜访谈录》，那些大家对我的影响。”不时有人找她，我们的通话不时被打断。这提醒了我，她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了。我们只好约定等她到了北京，见面采访。
杨澜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就和我在长安大戏院后面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见了面。我准时到了，时间观念很强的杨澜正好送一个朋友出去。在小区里面的咖啡吧里，杨澜随意披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她比电视上看着更高更瘦。我问她最想聊些什么，杨澜感慨她对成功和失败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我只佩服成功的人，现在我更尊敬那些正在努力的人。”
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决定结束一段婚姻，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结婚生子，申奥时激情陈述，打造《杨澜访谈录》，创办《阳光卫视》……我们聊起了她在每一个时期的感受、选择和思考，也聊到她的家庭、她的宝贝儿女。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
爱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杨澜
本期主要策划是我最欣赏的何东。他心宽体胖，被周围的人尊称为“何老”。何东习惯边说话边用拇指转着一串佛珠，说到得意处，手上的珠子越转越快，眼神锐利如刀。“杨澜那时候多纯啊。”何东说起一个朋友对杨澜的印象，那时她刚离开《正大综艺》到美国留学，“冬天，从地铁口上来，双手呵着凉气，清纯得一塌糊涂。”“杨澜的手很漂亮，非常喜欢弹钢琴，”何东说起小时候杨澜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家里连放钢琴的地方都没有。”
写过《稀释杨澜》的何东对节目提出了具体建议，“对杨澜的访谈关键是要谈细节，谈过去。”
后来节目组打出了“怀旧牌”，用学生时代梳着两条辫子的杨澜照片、《正大综艺》的短片、杨澜旧时的朋友、偶然从隔壁演播室捉到的神秘嘉宾姜昆帮助杨澜打开心门。
有了何老的指点迷津，我认为杨澜有两段经历特别重要，一是中学，二是美国留学。于是我们走进了北京理工附中。她当年的中学老师一直重复说她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同班的男同学对她的印象也仅仅是并不起眼的好学生。好心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