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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的上述固有优势可能会使它在促进所讨论地区的发展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不过，如前所说，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是体现在单纯的海上海军力量上，二是体现在海陆交界地带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协调上。在海陆交汇地带，由于陆军力量传统上是政治权力基础的缘故，必然会有海陆力量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故需要达成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周边地带。依托于海权的领土控制的性质、范围及坚固性是政治影响的本质所在，这和根据地在陆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来自这些根据地的影响辐射远至内陆地区，并在那里发挥着在范围和程度上和始发点同样的作用。
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象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的是，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备加关心。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实际上说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他们既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也是支持获取财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其间的斗争如“自然选择”这个词所表示的包含着冲突与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评估发挥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更适当的协商和妥协这些人为方式来求得自然的协调，这些也许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
2·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