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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处在战争中的人们经常参与其中，报纸常有关于战争的报道，不断有老兵从前线回来，有时入侵者攻到城里，于是城镇又变成了前线。炮弹在夜空中呼啸而过。人们要么是走向胜利，要么至少是尽力抵抗使失败晚点到来。不管政府把敌人说成是魔鬼还是什么，敌人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对于敌人你可以理解他们，也可以憎恨他们。
可这场战争……敌人是一些人们知之甚少的怪异的生物体。这场战争对人们的主要影响是经济方面的；人们要多交税，当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二十二年后，仅有二十七个老兵生还。就凭这几个人甚至都无法举行一次像样的游行。这场战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战争突然结束，地球的经济就会崩溃。
我们得先乘小型螺旋桨驱动飞机进入飞船轨道，然后才能和飞船相接。
机务长检查了我们的枪支后，在一位乘务员的帮助下，我们拿着行李走出飞机，进入飞船。
人们从飞船观看曼哈顿的景色，然而却感到失望，甚至可怕。
高层建筑的一半被烟雾笼罩，整个曼哈顿好像是建在云中雾中，就像是雷暴云一样不停地飘动。我们看了一会就去吃饭了。餐厅服务一流，可饭菜十分简单，几片牛肉，两种青菜，还有奶酪、水果及葡萄酒。在洲际航行中，可以钻食物供给法的空子，吃饭不用供应酉刀奇0
飞越太平洋用了三天，其间我们过得十分惬意。二十二年前，我们离开地球时，飞船还是个新玩意，可现在却成了20世纪末不多的几种成功的金融投机手段之一。飞船制造公司在飞船上安装了废弃的钚弹，从而使飞船能在空中呆数年而不必着陆。这样，由短程穿梭运输机提供供给和维修的这种空中旅馆，就成为这世界上最后一种奢侈的遗迹，尽管这世界上还有九十亿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从飞船上看，伦敦的景色要比纽约好得多。尽管泰晤士河被污染，可整个伦敦上空烟雾较少，我们收拾好行李，登上了与飞船相接的垂直降落机。
降落后，我们在旅馆租了辆机动三轮车，手拿地图，去了摄政大街，准备在历史悠久的皇家咖啡馆吃饭。
三轮车也有防弹装置，并装有回转稳定器，因此一般翻不了车。我们在街上行驶时非常小心，我觉得这儿和华盛顿一样肯定也有不安全因素。
我们要了份醋泡鹿肉和鲑肉，菜倒是蛮好吃，只是价格贵得惊人。饭店大厅装修得富丽堂皇，令人目眩。虽然就餐的人不少，但整个大厅里显得很静。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问起了玛丽她父母的事。
“哦，这事经常发生。”她说，“爸爸从黑市上搞到些供应票，后来才知道那是假票。为这事他失去了工作，而且很可能要判刑。正在等待审判时，一个盗尸人帮了他的忙。”
“盗尸人？”
“嗯，农村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时靠挖尸体卖给医生挣点钱。这些人在农村有一份土地，因此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万一遇到荒年，就以盗尸为生。”
“你爸爸是在受审前逃跑的？”
她点了点头：“他有两种选择，一是逃到农村，过乡村生活。二是在监狱农场劳动几年后，靠领取一点救济金度日。再说我父母的房屋已被他们没收，劳改出来后也没房子住。于是，这个盗尸人就把他的身份证、一处小房子，还有一块土地都给了我父母。”
“那盗尸人得到什么好处呢？”
“他本人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是当地政府把我父母的供应票留下了。”
“要是你父母被抓住怎么办？”
“不可能，”她大笑着说，“农村为国家提供一半以上的产品，农村就是半个政府，其实政府早就知道我父母住在那儿，可……”
“这事听起来真不可思议。”
“可这样能让土地得到耕种。”她往前推了一下盘子，“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比城里人吃得还好。我妈妈还学会了种菜、喂鸡。”
吃完饭，我们去听音乐会，音乐很好听，充满怀旧情绪，不过像我们俩这个年纪的人怎么也不会因此而伤感落泪。听音乐还是比看电影好。
第二天我们很晚才起床。
我们满怀敬意地观看了白金汉宫卫兵的交接仪式，参观了英国国家博物馆。吃了些鱼和炸土豆片后，又到了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城观光。一切顺利，可就在我们离开该城准备去里斯本时，出事了。 ‘
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我们沿一条空旷的大道行驶，拐弯时，发现一伙人正拼死地打一个人。
我急刹车跳下三轮车，用短筒防暴枪朝他们头顶射击。
他们正在打一个姑娘并企图强奸她。
我开枪后，大多数人四处逃散。但有一个人掏出手枪反抗，于是我向他开了枪。我记得我是瞄准他的胳膊开枪，可却击中了他的肩膀，并撕裂了半个胸膛。这家伙被打得飞出两米多远，很有可能倒地前就玩完了。
还有一人边跑边用手枪向我射击，稍稍过了一会，我才反应过来应向他还击，这时那人猛地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那姑娘下半身裸露着，茫然地四周看看，看见了那残缺不全的尸体，一边喊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跑了。我知道当时我应该阻止她，帮帮她，可那会儿，我怎么也喊不出声，双脚像钉在那儿一样。这时玛丽走过来。
“怎么了？”她尖叫着，看到了那个死人，“他，他干什么了？”
我站在那儿，呆若木鸡。
这两年，死人我见得多了。可这一次不一样。由于电子元件出故障而被挤死，由于作战服出了问题而被冻死，或是被那些你无法理解的敌人打死，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在那种情况下，死人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可在这古老的伦敦街头，为了抢、偷那些大多数人愿意给的东西而死……唉！
玛丽拉着我的胳膊：“咱们赶快离开这儿，不然警察……” ‘
她说得对，我转身走了一步就摔在水泥路面。我看了看那不中用的腿，鲜红的血正从小腿上的一个洞中突突地往外冒，玛丽从外衣上撕下二条布给我包扎伤口。我觉得伤口不太大，还不至于让我休克，可我耳鸣得厉害，头重脚轻，眼前一片模糊。然而我还没死，还能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
幸运的是那姑娘也被警察抓到。警察让我们处于催眠状态中，然后核对在催眠状态中的供词后，就让我走了。
我和玛丽都想去乡下走走，散散心。可到那一看，情况更糟，到处是强盗，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村庄、农场抢劫，杀人、放火之后就逃进森林，以此谋生。
即使这样，英国人还说他们国家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从我们听到的有关法国、西班牙，特别是德国的情况来看，也许他们说得对。
我和玛丽商量后，决定缩短旅程。在真正适应这陌生的世界之前我们决不再出门。
飞船航运公司退还给我们一部分钱后，我们乘传统航班飞回了美国。
尽管我的腿伤已基本痊愈，可在飞机上还是阵阵抽痛。近二十年来，由于枪伤病倒的人太多，他们对这种伤的治疗技术大有长进。
我和玛丽在伊利斯分手。她对乡村的描述吸引了我，于是我们约定，我到华盛顿我妈妈那住一两周后就去找她。
我摁响门铃，一位陌生女人把门打开1O厘米的一条缝，往外瞅着。
“对不起，曼德拉太太住这儿吗？”
“哦，你一定是威廉。”她关上门，解开锁链，把门敞开。
“贝思，看谁来了！”
我妈妈从厨房来到起居室，一边用手巾擦着手：“威廉，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一言难尽。”
“坐，请坐，”那女人说，“我给你拿点饮料，回来时，你再讲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妈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威廉，这是朗达·怀尔德。朗达，这是威廉。”
“我一直期待着见到你，”她说，“贝思对我说过你所有的情况——来点冰镇啤酒？”
“好。”这是个挺漂亮、挺招人喜欢的中年妇女。只是我从来没见过她，我问我妈妈她是不是我们的邻居。
“哦……还不只是邻居。我们住在一起好长时间了，所以你回来时才有两个卧室，要是我一个人住的话，就不用两个卧室了。”
“可，怎么……？”
“我没告诉你这事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是由于你回来而使她无法在这儿住。实际上，她有……”
“对。”朗达拿着啤酒进来，“我有个亲戚在宾夕法尼亚，我随时可以去那儿。”
“谢谢。”我接过啤酒，“实际上，我在这儿呆不长，我是路过这儿，去南达科他。今晚我另找地方住。”
“别，”朗达说，“我在沙发上睡。”
我有大男子思想，怎么也得让着她。争论了一会，我就在沙发上坐下。
我一五一十地向她介绍了玛丽的情况，以及途中发生的事。我本来以为我妈妈听到我杀了人会吓坏了，可她听了这事后没作任何评论。
我们天南地北地谈到很晚，这时我妈妈带上保镖上班去了。
我妈妈和这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事搅得我一晚上不安宁。我决定等妈妈一上班，就问个明白。
“朗达，”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不知如何开口，“你，你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
她大口地喝了口啤酒。“好朋友，”她用一种既无可奈何又带有挑衅意思的眼光盯着我，“非常好的朋友，有时是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