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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赈灾工作终于开展了，“工作人员”了解并登记灾民的损失情况，在城外搭上简易的草棚，确定固定的救灾粮发放地点，赈灾银钱也开始陆陆续续发放。凭良心说，赈灾工作算得上有条不紊，公正严明，至少身为尼姑的慈月和我也没有吃大亏。
慈月和我都领到了救济粮，因为是出家人，所以没有领到赈灾银，更为幸运的是，我还领到一件厚的棉袄。紧接着我被安置到灾民集中营，而慈月，因为她说要外出化缘，重建庵堂，所以拒绝了朝廷的好意。
我很佩服她的守信与坚韧，也就不挽留她。于是在某个清晨，我们流着泪分手了。
又过了几天，我无意中遇到一支自发组织的民间救伤队，我露了两手清洗伤口的麻利功夫，终于当上一名编外护士，专职为伤员清洗并包扎伤口，救伤队里的人见我小小年纪却坦然面对狰狞可怕的伤口，不免感到好奇，我心虚地笑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在救伤队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毕竟，在任何时代，救死扶伤的医者都是受尊重的。不知不觉，我在救伤队已经“工作”了一个月，没有报酬，没有假期 ，只有一日三餐，一个还算安稳的床位，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三个同龄人。
遇到沈艳兰是在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当时一阵余震刚过，我正挎着一篮子的绷带棉布往河边走去，见到已经倒地不起的她。当时她脸色惨白，根本走不动，眼睛死死盯着码头方向，细看之下发现她的右脚鲜血淋漓，像是受了重伤。
她指手划脚地告诉我，伤口是被余震掉下来的石头砸到的，我问她是打算来救伤队治伤的吗？她痛的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只是轻轻点头。我扶她回到草棚，拿剪刀剪开她的鞋袜，细看伤口，发现伤口很深，皮肉都翻开了，露出了白色的脚筋。
在前世，我的母亲处理过类似的伤口，而我目睹整个过程：先用消炎药水清洁伤口，然后抚平肌肉，接着取来消毒过的弯针，穿针引线，然后一手按住伤口，一手缝针，缝完针，给伤口上一点消炎药，最后用纱布包扎。那个伤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接受简单的缝针手术过程中，痛得浑身发抖，满头大汗，连呼痛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时旁观的我只有五六岁，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那个小伙子来拆线，我看到他的伤口果然已经愈合，不由暗暗敬佩母亲的艺高胆大。
沈艳兰的伤口正需要这样的手术，可我在这个救伤队一个月，并没有见哪个大夫给伤员做过类似的手术。而且，也没有那样的弯针呢！
但是如果不将伤口及时缝上，沈艳兰的右脚，估计就要残废了。救伤队里的其他人劝她赶紧去找别的大夫试试看，也许有希望。可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找大夫呢？
在我们七嘴八舌的过程中，沈艳兰始终双目紧闭，神情冷淡，好像残废与否，她根本不关心，只是听我说缝针的时候，她睁开了眼睛，神情复杂地看着我，是恳求？还是怀疑？
我心头一震，有个奇怪的念头一闪而过，可马上又连连摇头否认。
她盯着我，似乎在进行激烈的心理挣扎，最后在声音发抖问：“你，有几分把握？”
我忙摇头：“这个，我以前只是看过，没有做过。”
她漠然的移开视线，看着别处，没再说话。
我看着她痛苦的表情，突然有种罪恶感，哎，难道我当尼姑太久了，变得寡情胆怯？这是在救人啊！
最后，我在她再次充满怀疑的注视下，忍不住开口：“我见过师父治过同样的伤，不过，当时只是在旁边看，并没有插手，再说了，这里也没有针哦。”
想想又说：“不过，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弄来绣花针，为你缝针，有一半的希望总比完全没有希望的好。”
她又看了我一会，目光坚定：“好，我信你。”
我跟别人借来绣花针，在火上将针烧红，用钳子将针捻弯了，泡在药酒里，同时将棉线放在药汁里浸了半个时辰，这才开始“动手术”。
开始的时候，我往她的嘴里塞了一个布团，一切准备就绪后，双手合十，默念数声“南无阿本师释迦牟尼佛”，终于静下心来，利索地飞针走线，一连缝了七针，在缝第一针的时候，沈艳兰的脚就抖了起来，最后一针缝完，她整个人都在哆嗦，大汗淋漓，可她居然一声不吭，口中的布团，掉落在地上。
我松了一口气，飞快剪断线头，用棉布小心地将伤口包好，对她露齿一笑。
后来，沈艳兰一直就在我的床铺上休养，我小心翼翼地照顾她，一是因为感谢她对我的信任，二是她做了我的临床试验品却不跟我索要报酬—…这在我的前世是不可想象的。
直到给她的脚拆了线，见到伤口已经愈合，而且没有发炎，我悬在半空的心才放了下来，她也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了笑容，更重要的是，她肯告诉我她的事了。
原来那天早上，她本来是和家人要往码头坐船顺流而下投奔亲戚的，可出门前，余震发生了，她不小心被落下来的石头砸到脚，一时走不动。父亲见她血淌了那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后母，开始骂骂咧咧起来，说她是个扫把星，累赘，只会连累家人，什么时候出事不好，偏偏在有船过来的这天出事，即使能走，只怕也要被亲戚厌弃的，一个脚不能动的人不是包袱是什么呢？难道要连累了她不算，还要连累她的弟弟吗？后来，后母干脆呼天抢地：我的命好苦啊，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又遇上了天灾，房子没了不说，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到别地地方谋生，又要被人拖累了，活不下去了啊，天灾人祸啊！
她的父亲最见不得那个女人哭的，再说，还有他好不容易盼来的儿子，夫妻两人一合计，把她送到我们救伤队的草棚外面，让她自生自灭吧，给了她一点点钱，夫妻两人带着儿子，匆匆忙忙地走了。我见到沈艳兰的时候，她正想爬起来，想赶上他们呢。
真想不到有这样的父母，我气愤填膺，可想想自己的遭遇也没好多少，于是惨惨一笑。
给沈艳兰做了“手术”后，十岁的我，突然名声大震，的笃小师父的名号传遍了难民营。
闾烟飞就是慕名前来就医的人之一，不过不是她来治伤，而是她的父亲，一个受了重伤，已经昏迷不醒的老伤员，我连连苦笑，这哪是我能治的？且不说根本不知道他伤在哪里（估计是内伤，因为表面没看到裂开的伤口），即使知道，我又能做什么呢？这可是没有麻醉药，没有医疗器械的年代！
闾烟飞似乎也没抱多大希望，直到她的父亲咽了最后一口气，也没和她说上一句临终遗言，她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解脱了，解脱了。”
我也喃喃地念了几句往生咒，安慰她一番。虽然我没能帮上忙，可闾烟飞却留了下来，她说没有了父亲，她也没有了亲人，没有地方可去。
最后认识的伊春德，是因为她发了高烧，听说她的奶奶刚去世，她受不了打击，病倒了，好心的邻居听说我的“大名”将她送了过来。
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一时的逞能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又给多少人带来了失望！我赶紧念了几遍消除造口业的经文，细心地给伊春德进行物理降温。
伊春德的烧终于退了下去，可人瘦了一大圈，夜里经常偷偷地哭，想是怀念去世的亲人。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好抱着她的肩膀，无奈地拍拍她的后背，月光中似乎看到沈艳兰厌烦的一瞥。
听到伊春德撕心裂肺地哭，闾烟飞只是茫然地躺着。
难怪灾难过后，进行心里援助是多么的必要！这两个小丫头麻木不仁了呢。
我所在的救伤队只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物资本来就不多，随着物资的不断减少直到最后用光，他们也要解散了。
离开前，救伤队的头儿问我们四个有什么打算。当时伊春德只是低声哭泣，沈艳兰神情冷淡，闾烟飞表情呆滞，我只得出面：“李大夫，要不然你把伊春德领回去吧，她从小没有父母，奶奶又走了，她现在身体虽然虚弱，可她奶奶以前给大户人家领做过差事，应该是极懂规矩的。”
那治疗队里的大夫姓李，年纪约四十来岁，一个月相处下来，我觉得他算是个厚道的人，像伊春德这样的小女孩，给他家做个小丫鬟不亏吧？
可是伊春德，居然不愿意，说我救过她一命，她要跟着我，哪怕做牛做马。我哭笑不得，我是那种让别人做牛做马的恶人吗？我哪能照顾好她？不过她那可怜兮兮的小模样，居然让我莫名其妙地生出了护犊之情。
伊春德就这样放弃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而闾烟飞和沈艳兰似乎对李大夫并没有什么兴趣，李医生很客气地开口问是否需要帮忙，她们只是客套地感谢李大夫的好心好意，并没有打算真的想要人家帮忙。
奇怪的是，我明明做事那么干脆利索，而且有那么“有名”，应该是最理想的被雇佣对象啊，为什么李大夫连问都没问我一声呢？
最后李大夫只是很客气地说：“看来你们四个都有主意了，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
这样的客套话，当然不能当真，李大夫走后，沈艳兰从鼻子里挤出了一个：“哼”，招呼闾烟飞一起去河边捡地耳，伊春德和我赶紧跟在后面。
地耳是一种有点像木耳的苔类植物，摸上去滑滑的，长得墨绿透明，在潮湿的河边生长，在滚水里煮煮，撒上一点盐，可以当菜吃。我们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稀饭，馒头，连菜叶子都没见过，这地耳成了唯一的蔬菜。
已经十月下旬，河水十分冰冷，我才洗那么点东西，手指头就冻得不行。沈艳兰抬头问我：“大师，下面我们该怎么办呢？继续捡野菜吃，睡透风的棚子吗？冬天就要来了。”
她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