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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虽然又高又胖，但身为帮主，自然担负男一号梁山伯。作为副帮主的我光荣地饰演马文才，衬托帮主的形象。
马莉饰演祝英台。
彩排得好好的，正式演出时台下坐着校长老师同学，黑压压一片，却捅了娄子。
梁山伯到祝英台家拜访，马文才登门求亲，梁山伯见势不妙，赶紧也求亲。两人跪在祝英台面前，手里捧着文书，脚下互相踹着。
台下哄堂大笑。
祝英台选择了马文才手里的文书。
台下鸦雀无声。
负责排练的老师急得站起来乱挥手，小声地喊：“错了错了！”
然后台下又哄堂大笑。
含着眼泪的祝英台坚持拿着马文才的文书，死死不肯松开，也不肯换梁山伯手里的文书。
我和小山打台球，偶尔会提起这件事，他随意地搂住我，笑呵呵地说：“自家兄弟，过去了就过去了，再说当时被老师赶下台的是我们三个，大家一样难看。”
从我得到的消息，小山和马莉小学毕业后没什么交集。直到那天奔赴三大队、六大队的路口，农民们大打出手，其实也就两人受伤。
问题是马莉便在中间。
她被捅瞎了左眼。
另外一个受伤的是三大队名气很大的疯狗。他从小精神有问题，谁也不敢惹他，比我们大四五岁，小学都没读，谁不小心碰倒了他们家篱笆，或者踩了他家地里的庄稼，他可以拔出菜刀，冲到肇事者家里，穷追猛打不依不饶一个星期。
疯狗捅瞎了马莉。
所以小山抽出摩托车的车锁，一根长长的铁链条，劈头盖脸地狠砸疯狗。
而且只砸头部。
疯狗没死，但住了多久医院我不清楚，因为初二我被调到外地学校。那里比我老家更加破败陈旧，尚未升级为镇，叫金乐乡。据说升学率高一点儿，母亲毫不迟疑地动用关系，将我丢到那边。
这儿的农村黑社会就不太发达了，学校充满了学习氛围，连我骑一辆山地车都会被围观。
后排两个女孩交了钱给食堂，伙食比其他人好些，中午有山药炒肉片之类的吃。她们邀请我，被我拒绝了。
我觉得接受女孩子的馈赠，将会遭遇惨烈的报复。这个观点我保留至今，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对她更好，免得到后来每天生活在愧疚里。
女孩在食堂刚端好菜，斜插个高年级生，一把抢过，我依稀记得是碗香芋烧肉。女孩细声细气，说：“还给我。”男生丢了一块进嘴里，嬉皮笑脸地说：“不还。”
女孩眼泪汪汪，撇着嘴要哭。都什么年代了，还为点儿粮食闹矛盾。
我走上前，但不比小山，没戴皮手套，随手将一整盆米饭扣在男生脸上，接过那碗香芋烧肉，递给女孩。
男生揪住我衣领，他高我半头，我摘下别在衣袋上的钢笔，用嘴巴咬掉笔盖，笔尖逼近他的喉咙。
男生脸色煞白，转身就走。
期中英语考试，我背不全26个字母，看着空白卷子发呆。后排丢了张字条过来，是选择题答案。这是我历史悠久的作弊生涯的开端，而且这开端就极度不成功。因为刚抄一半，监考老师跑近，手一摊让我交出来，我瞥她一眼，缓缓放进嘴巴，努力咽了下去。
监考老师勃然大怒，颤抖着手指着我说：“零分！我会告诉校长，你等着回去重读初一吧。”
后排女生颤抖着站起来，小声说：“老师，他没有作弊，那是我写给他的情书。”
我经历过许多次怦然心动，这算一次，可惜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因为没几天我又转学了。
调到母亲自己当校长的初中。和张萍同桌，然后花半学期学完前两年的课程，后面迎头赶上，居然考取了全市最好的高中。
那所高中离老家二十公里，我寄宿在姨妈家。中间瞒着家人请假，骑自行车回老家，参加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小山和马莉的婚礼。
农村人结婚，问村里其他人家借桌子凳子碗筷，开辟一块收割掉庄稼的田地，请些老厨子，烧一大堆菜肴，乡里乡亲谁来了便立刻落座。
乐队敲锣打鼓，吹唢呐。
小山家应该是掏出了很多积蓄，因为一大块田地上，摆了起码四十桌，但空荡荡的，只坐了十桌不到。
大批大批熬好炖好的菜，摆在长条桌上，却端不出去。
小山的姑妈抹着眼泪跟我说：“他把疯狗打成残疾，连夜逃跑。整整三年多家里联系不到他，后来听说只有马莉接到过他的信。于是亲戚好友们劝马莉，写信给小山，让他回来自首。”
于是马莉写了这封信。于是小山回来自首。
他自首的时间，就放在这场婚礼之后第二天。
他是凶手，是囚犯。淳朴的农村人胆小而思想简单，他们不想蹚浑水，因为不吉利。这个喜宴在他们眼中，充满污浊和晦气。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穿着灰扑扑的西装，满脸喜气地放起爆竹。新娘接来了，一辆面包车停在田边。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
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在窃窃私语的几桌人中，我猛地擦擦眼泪，提着两瓶酒冲进新房，一瓶交给他，互相碰碰，干掉。
小山对我笑笑，我无法明白这个笑容里包含的情绪。苍白，喜悦，悲伤，愤怒，还有一丝淡淡的满足、解脱。
我只能砸掉酒瓶，骑上车，踩二十公里回学校。
小山的女儿起名小莉。前年我们在他家饭馆吃饭，女儿两岁。他1997年坐牢，2001年出狱，家里的饭馆早已变卖，赔偿给了疯狗家。
小山一出狱，看到家里基本没有经济收入，三间平房租出去，父母和马莉挤在一间小破屋子里。
他喝了几天酒，同马莉离婚，借了点儿钱留给父母，自己坐火车去天津闯荡。
中间路过南京，我请他吃饭。
他打着赤膊，胸口一朵火焰文身，大口喝着二锅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问：“你去天津有什么打算？”
他说：“跑运输，起码把饭店给赎回来。”
我问：“马莉呢？”
他说：“我亏欠她，现在还不了她，不管她嫁给谁，等我回老家，一定给她一笔钱。男人什么都不能欠，当然更不能欠女人。”
我已经欠了好几个女人，没资格说话，狠狠喝了半瓶。
他把喝空的酒瓶砸到地上，拎起破旧的包，说：“不用送。”
扬长而去。
然后九年不见。
由于我家搬到市里，所以回去就很少到老家。直到这个国庆，我去走亲戚，路过那家饭馆，发现它又属于小山了。
我与他们再次相遇，马莉一直没嫁人，和小山2007年复婚，2010年小莉两岁。
想来想去，我只是陪伴他们的一颗暗淡无光的星，无法照明。
我是小学班长本子上记录的不睡觉的人名，是被自己吞下肚子的考试答案，是骑着山地车来回奔跑的下等兵。
梁山伯没有下跪，他休了祝英台。可是祝英台待在原地，远远想念着梁山伯，一直等到他回家。
他们的两次婚礼，一次我有幸参加，是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第二次据说没有操办。不过，他们毫不遗憾。
至于马文才，已经不是这个故事里的人了。
而那些如流星般划过我生命的少年，有的黯然颓落，有的光芒万丈，从这里依次登场。
2。有时候我们失控
我感觉随时处于岩浆边缘，硫黄的气息充盈车厢。我把这个称为：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很多人开车都有路怒。
第一级别为微路怒。还是能控制自己情绪，不会被影响到，嘴里嘀咕两声，该怎么开还是怎么开。主要还是碰到实在不符合规矩的，才会皱眉吐点儿脏话。我认识一个女孩，就是微路怒，碰到硬插的、突然变道的，就连续小声喊：“哎呀哎呀王八的蛋蛋呀。”虽然焦躁，还不至于脑门充血。我把它称为：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第二级别为大路怒。只要有点儿动静，就有发飙的迹象了。但针对的主要还是影响到自己的车辆。开始有肢体动作了，按喇叭，拍方向盘，升级一点儿是摇下车窗吼两嗓子。和微路怒的区别是，已经开始有报复的冲动。比如你别我车头，要有机会我就也别你一下。但语言还处于单调状态，集中在“他妈的会不会开啊”“想死找别人的车去”“奔丧也没你这么赶”“按你大爷的喇叭”“傻X”。丹田已经燥热，胸腔已经点燃。我把这个级别称为：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第三级别为暴路怒。有个哥们儿，坐他车比较折磨。有次我在副驾，从上车开始他的嘴巴就没停过。大声地骂：“破车双黄线变个屁呀，滚犊子又变回去了，想骗老子追尾是吧，狼心狗肺的杂碎儿！”我抬头定睛一看，前头没车，再仔细看，前方两百米处，有辆奥拓的确又变道了。是的，我没看错，前方两百米。到了这个级别，就算没有被影响，怒气抵达一切视力所及范围之内。我感觉随时处于岩浆边缘，硫黄的气息充盈车厢。我把这个称为：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第四级别为疯路怒。真实经历，坐出租车，被一辆私家车别了车头。司机雷霆震怒，以每分钟两百多字的频率，一边连珠炮骂娘，瞪眼珠吹胡子，一边猛追几百米，硬生生追上去，别回车头。别的同时冲对方喊：“行不行啊你不行回自己家客厅开去！”我还有个朋友，从上海沿着沪宁高速到无锡，快要到出口了，被开宝马Z4的女生闪了多次远光，结果眼珠血红，跟着她车屁股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