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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
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
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
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
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
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
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
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
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
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
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
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
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
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
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
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
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
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
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
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
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
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
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
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
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
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
，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
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
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
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
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
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
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
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
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
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
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
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
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
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
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
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
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
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
“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
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
，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
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
“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
《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
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
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
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
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
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
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
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
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
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
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
，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
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
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
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
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
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
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
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