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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最大的偏好是喜欢自然，崇尚自然。自然是最美丽、最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我相信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初中时读《中国哲学史》，有很多地方没有读懂，但是这个我读懂了。中国这些传统文化我原先就受到影响，现在是更加相信，世界就应该“和”，人和自然界就应该“和”。我非常赞赏环境保护主义，我常想我退休了就做“自然之友”。这一点对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形势比人强”，尊重世界潮流，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顺应自然的力量。
很多学者好像都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只是有的人明显，有的不明显。这就回到了“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这句话绝对正确。看东西方哲学，看各个时期的哲学，看东西方发展大势，我感觉中国的哲学最接近于自然。最有利于人类，最代表世界长期发展的趋势。它承认不同，强调不同东西的和谐共处。既然永远不可能消灭不同，那么就应该共处，所谓“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赖”其实就是中国从先秦哲学中就讲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方向。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论流派上的归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现在也不能说不相信现实主义了，但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来越重视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多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称之为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是不能完全按照一个理论来解释的，完全按照现实主义也不行，国际关系中确实也有不属于力量的，但完全靠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也不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建构主义重视国际行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1988年在美国时，我读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当时还是接受的，因为它的新现实主义归根结底还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继续坚持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结构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是力量的分布决定的，和现实主义没什么差别，承认有国际体系、国际结构；而经典现实主义甚至这点也不接受，只是强调国家利益。
归纳到我身上，可能过去有80％到90％是相信现实主义这套认识和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现在，现实主义的这套理论的对我的影响就大大地减少了，恐怕只有50％了。现实主义的有些方面我还是接受，我还是用它来在观察、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但是，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社会文化这些在我的身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体现。尽管现实主义仍然是挺大的一部分，但是，概括我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更多指导我的思想认识的还是自由制度主义。
回归中国传统（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只对其中的几个理论比较认同，比如“相互依赖”，因为我看到世界各国之间更加相互依赖的现实。但是，对于依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来调节国际关系的说法我不相信。当时看到的那个时代和世界，主要还是受美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力量的影响。
其实，真正接受新制度主义是最近这十年，我看到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贸易组织）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
理论上有偏好，制度上的东西也有偏好，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世界了解越多，我越觉得现在的世界是这些制度、规则的东西大行其道。我在讲课写书中曾说，如果还要有什么国际体系，那就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体系，不是两极、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国际制度成为国际体系。我认为制度将会大行其道。制度是广泛的，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违反国际制度，得不到国际制度的认可，即使有实力也是孤立的，会遭到多数国家反对的。我认为国际制度、多边合作、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未来。
此外，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我近几年的学习和思考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我比较赞同温特的建构主义，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对长期的理所当然的一些结论重新反思。“存在决定意识”？温特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来挑战这个观点的。人是可以创造世界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进行反应。他的观点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构的。比如，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建构的结果，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建构的，不是人客观上就存在的。它顺应了以人为本的潮流，它是关于人、强调人的，它使国家人格化。过去讲国家非人格化，好像国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战略的目标、内容。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更多地关注到个人。现在的安全理论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包括发展理论。建构主义里面充满了哲学，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认为我理解他的东西非常容易，因为我这几年在政治哲学上的涉猎比较多，特别来到清华后，涉及政治哲学、文化的东西增多了。我重读了《论语》、《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国》、《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等等。
以前泛泛地学过，不深，说实话也没太懂。现在，人的阅历、经历多了一点，读这些东西也容易懂。年轻时这些东西不容易懂，因为这些东西要结合对生活、对世界的经验阅历。我相信杨振宁那句话“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确实最后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一书的前言中给国际关系下的定义是：国际关系是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强调后者，我认为国际关系主要不是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世界发展的变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体系，研究世界战争和平问题，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它是在探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如何看世界。国际关系是一种哲学。认识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个学科在做研究，一个是哲学本身，一个是国际关系。
人到一定程度会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很多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转变。我的这个转变与中国的转变有关，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承认，也不介入这套国际体制，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国这十年来开始逐渐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我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现在无论对美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都可以概括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
7年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对美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当时就是坚持旧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重责任、重法律，而不太重平等。现在变成自由主义者，觉得社会还是要讲求平等、公正，援助弱势群体。在国际上也是坚信这样的东西，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相信富国要帮助穷国；穷国本身受穷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缺乏条件；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创造或改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整个思想体系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这可能与年龄增长和对世界的认识增加有关，与世界发展的趋势有关。
另外，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跟人的阅历有关。接触越多，思路就会越宽。性格、经历这些东西不影响学者的成功，但影响学者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我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人，不拐弯抹角，不掩饰。所以我的文章、书、我的话总是单刀直入，比较好懂。我追求的是深入浅出，我相信简单是美，是本事。这样效率高，能减少浪费。这与我性格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亚太战略、中美关系，而不涉及别的，那么，我恐怕就一直还是现实主义。老在这一个领域内就跳不出这个思维上的框架。这些转变对我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战略研究影响非常大。这里就涉及怎么看待美国，怎么看待战略，怎么看待现实。理论都是解释现实的，掌握的合理理论越广大，思维的层面越宽，也就越可以把现实的具体问题看得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这有助于我们在全局中更好地把握局部。
杨继 留学的迷思（1）
杨继，1973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Dr。 iur。）。1997年至2001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讲授留学英语，并创办新东方德、法、日语培训，培训学员数十万人。2001年7月至2004年1月任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从事留学咨询业务。2002年赴德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全额奖学金，2004年11月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由于其独特经历，著述也分为法学研究、外语教学、留学与海外生活三大类，如《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德文，在德国出版）、《德国商法》（译著）、《GMAT阅读精解》、《GRE阅读剖析和全真题解读》、《踏上滑板去留学系列》（分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六分册）、《在思想的国度遨游——德国留学全攻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