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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寻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导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清理，意在通过
这种清理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汇，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并不是希
望作家都钻进博物馆，或者开展文学上的怀旧访古十日游。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过
时，在未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建设中可能还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
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寻根”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
个，不能代替其他问题。所以“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
说我“土豆派”。我同时又吃了番茄和黄瓜，那又算什么“派”？如果每谈一个问
题就可以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脑袋可能忙不过来。
４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
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
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
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
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社会正处于动乱和衰退的困境。中国文化人经过
“文革”以后对极权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对冷战以后世界的重组与变化，知识界反
应的迟钝无法让人恭维，无力诊断现实社会和人生中很多疑难杂症。“三农”的深
层问题由一些基层实践者提出来了，但知识界大多久久地沉默，或者视而不见，拿
不出理论解释框架。权力与资本的互相转换和串通，这一类常见的复杂现象居然总
是简化成一个批极“左”。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历史、地缘等方面很特殊的大
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需要艰苦的思想创新
和制度创新，知识界和公共媒体在这方面至少应该有个及格的表现。
记：你有一个说法就是“公民写作”。通常我们听说还有“知识分子写作”、
“民间写作”，你能说出“公民写作”和其他写作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吗？
韩：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记者问我，你坚持关注社会现实，你的写作是不是
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我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写作”，还不如说是“公民写作”，
因为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非知识分子独有。这只是讨论中随机的说
法，所谓“因病立方”，不是要提什么口号。我一直不大了解有关“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的讨论，没有什么发言资格。
记：很多读者不能忘记你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
书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说，你成了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到1990年代你
批判的锋芒更为强烈，在你的写作中昆德拉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我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响。翻译就是精读和细
读，因此昆德拉给我影响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国“伤痕文学”所
能及，政治批判与人性的追问融为一炉。但这并不妨碍我挑剔他，对他的某些思考
和表达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关注“存
在”的现象学时髦，他其实也不必去赶。当然，不满意也是受影响，可以视为一种
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一个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
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瓜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恐怕不容易说清，
说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记：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
现，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
我看你的不少随笔都在反省知识分子的问题。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在现在这个讴
歌物质化的社会潮流中，你的审视和警觉显得很孤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韩：我并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许不到20年之内，我们眼下很多流行观
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随着绿色GDP 和人文GDP 概念的提出，最权威的
经济学原理和最主流的现代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随着中国物质匮乏
的时代基本过去，在脱贫焦虑感大体缓解的时候，人们也将更为心平气和与深思熟
虑地来比较中外文化资源，可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对全球文明
建设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这不是说几个文化人想怎么样，而是生活现实逼着
文化人只能这么样。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创造之源。生活的推进，总是
使一些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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