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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一节是语文课，踏着铃声进来的却是宋小豆、任主任和蒋副校长。
我们平时都难得看见蒋副校长，因为他的办公室掩藏在校园的最里边，是一幢孤零零的小楼房，楼前楼后都植着肥大的芭蕉，墙上爬满了青色的藤蔓，就像休闲农庄的麻将馆。他矮小、结实，头发长、眉毛也长，而且都已经花白，年龄却才刚刚过了五十，他后背很厉害地驼着，粗短的手指要么夹着一根香烟，要么不停地在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上有很多油，这使他的手指也总是油光光的。他看起来总是很倦怠，也就更加有派头，很像从前那个人老心不老的日本首相×××，而不仅仅是我们合格中学的校长，何况还是副校长。不过，是蒋副校长坚持让师生们叫他蒋副校长的，因为自从老校长调到教育局当局长后，他就一直虚位等待着上级派人来。伊娃在一篇题为《副班长》的作文里写到：
“我要是当上了副班长，我就要让同学们叫我伊副班长，而不是伊班长。一个‘副’字叫出了我的谦逊，也叫出了我必欲去之的心头之痛啊。”
我觉得很好笑，这可怜的瘸丫头，装神弄鬼，谁不知道她又在说谁呢？被说的人只有认吃哑巴亏，你难道还能去对号入座吗？
宋小豆站在任主任和蒋副校长的中间，昂着头对同学们说，包京生和语文老师的纠纷已经捅到媒体，晚报、商报和早报的记者都已经来了，电视台的记者正在路上，如果不堵车，半个小时内也会到达。记者提出要采访一些当时正在现场的同学，任主任和蒋副校长全力支持。事情越弄得清楚，越有利于解决问题，也越有利于维护泡中合格学校的声誉。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同学请举手。
我们第一回听到有这种事情，一时又兴奋又不安，鬼鬼祟祟地，你看我、我看你，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接招，教室里安静得真让人害怕。我转头望了一圈，正和阿利的眼睛对了光，我笑着跟他厥了厥嘴巴，可怜的阿利以为我在鼓励他，或者，他也想报复写真集被撕碎的事情吧，要借机跑到记者面前出出气，于是做出心一横的样子，就把手举了起来。但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同学响应，吓得阿利赶紧又把手缩了回去。但宋小豆已经微微一笑，点了阿利的名字。阿利的脸都白了，站起来抓耳搔腮，扭扭怩怩了半天，说，报告密斯宋，我肚子痛，要拉屎。
换在平时，早就全班大笑了，但今天是鸦雀无声。宋小豆用英语骂了一句“该死的”，一挥手，阿利就跟一颗子弹似地射了出去。
接着就是令人发窘的冷场。不过，我又想，也可能发窘的只是我一个人吧。站在台上的三个人似乎都很坦然，蒋副校长、任主任、宋小豆，就像在比赛彼此的耐心。台下的同学在打哈欠，悉悉索索地搓手掌，翻书本，老气横秋地长吁短叹。我觉得自己真是无聊，又真是可怜，我最怕尴尬的冷场，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打破冷场，不然，一股气憋在肚皮里难受得不得了。我举起了手，就像战败的士兵终于举起了白旗。你知道，这就是说我投降了，是不是？说实话我真傻，我根本不晓得投降的后果是什么。后来阿利告诉我，那时候全班都在耗内功，结果就数我一个人修为最肤浅。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吧？
我举起手过了一小会儿，宋小豆才咕哝了一声我的名字，用的英语也可能是汉语，反正发音都是相同的，都带着吃惊和疑惑。她说，“何――凤――？”
任主任的眼睛已经炯炯发亮，她肯定认出了我曾经和她顶撞过，也断定我会站在包京生一边对付她的小侄儿。但是她不能阻止我，就大声重复着我的名字，把宋小豆的疑惑变成了严厉的喝斥：“何凤！何风！！”我这两个字被咬牙重读的时候，就特别接近何风或者何锋。我不知为什么，我喜欢这样被人叫着。当时我真的很得意，我终于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还把这个可怜的五十岁女人逼急了。
任主任没有想到，她的喝斥让蒋副校长的眼里也冒出了同样的光芒。蒋副校长再次把我的名字接过去，反复地念叨着，“何风，何凤，何凤，何风……”我们都很少听到他说话，正如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一样。他总是坐在办公室对着麦克风发号施令，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又尖又细，还带着嗡嗡的回音，让人听得心头发慌。当他面对面朝我们念出“何风、何凤”的时候，他的嗓音竟然是浑圆的，有磁性的，而且还是慈祥的。他用粗短的手指梳理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叨唠着，何凤、何风、何风、何凤……解决师生间的纠纷，就该是和风细雨嘛。你去吧，啊？
任主任点不出自己的名单，但她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就说，叫班长也去。宋小豆伸手指了指朱朱，你去。任主任对朱朱推出微笑来，还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她说，好吧，就你们两个去。见见记者，也长长见识。
但蒋副校长也笑笑，把手一拦，说，宋老师，你也提个人选吧。宋小豆看都不看一眼陶陶，就念出两个字：陶陶。
我、朱朱还有陶陶，慢吞吞地站起来，跟着他们三个人走掉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可怜这丢下的满堂学生，谁再去理会他们呢？
第七章 疲倦秀（二）
记者们都在任主任办公室等着，几个人的年纪都小得可怜，男的是小白脸，女的结实得像树墩子。我们进去时，记者们正在打情骂俏，明明已经快到夏天了，一个男记者硬把手伸进女记者的后背“吃冰棍”，女的就嘎嘎直笑，回手抓住男的大腿使劲地拧。可怜的蒋副校长，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他拿出涵养来，说记者同志们久等了，今天天气凉快，动一动正好热身子。记者们倒是不惊不诧的样子，自己拉了椅子围过来，掏出笔、本子和窃听器一样的录音机，做出很专业的样子来。我注意看着那个吃冰棍的女记者，她拼命把高腰牛仔下的一
摞秋衣往里塞，结果弄成了踌躇满志的孕妇肚。
任主任已经用纸杯给他们泡了茶，蒋副校长又再次给他们斟满了纯净水。宋小豆依然昂着头，看看记者又看看我们，严肃地用英语咕哝了一句，自己翻出来，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她看着记者，你们随便问。再看看我们，你们也随便答。
我们三个学生坐下来，校方的三个大人却站在我们后边，活像那些港台剧里的保镖，背着手立在主人身后，表情又紧张又警觉。记者们推让一阵，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就像电视台“跨越东方”的女主持×××，耸耸肩膀，再摊开两个巴掌，率先提了问。我这是第一次和记者面对面，觉得这些可怜的记者确实愚蠢得让人鬼冒火，翻来覆去就会问谁先动手？为什么动手？你觉得老师打学生对不对？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就只能做出高深莫测的沉默来。麦麦德说，对付沉默的办法就是沉默。于是我就闭着嘴巴不说话，都让了朱朱和陶陶去回答。
任主任把一只脚放在我椅子下边的横梁上不停地抖，就像麻将桌上苦撑危局的输家。我妈妈搓麻将最讨厌这种人，把他（她）们的颤抖一概痛斥为“鸡爪疯”。我就知道任主任快不行了，但她还想稳住我，稳住我，她就能和蒋副校长打了个平手。我已经看出点苗头了，蒋副校长要重办她的侄儿，敲山震虎。而她在负隅顽抗，退不得，退一步就山崩地裂。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狗屁的恩恩怨怨，我坐在那儿只是觉得十二万分的焦躁。我冷眼看着他们，发现朱朱细声细气，陶陶含糊其辞，说到他妈的紧要处，都老奸巨猾地躲躲闪闪。那吃冰棍的女人很不满意，终于使出了一剑封喉的招式，直接拿笔尖子戳着陶陶的面门问：
说千道万，归根到底一句话，你说，这场斗殴，到底谁对谁错啊？
陶陶涨红了脸和脖子，回头去看宋小豆。宋小豆却不看陶陶，她嘴里飞快地咕哝了一句英语，但并没有译出来。蒋副校长喷出一口烟，对陶陶柔声开导着，斗殴结束以后，——姑且就按记者老师的说法，把它叫做斗殴吧——老师和同学自己是怎么总结的呢？
任主任猛烈地咳了几声嗽，却说不出话来，只是脚上加了劲，在我的椅子下死命地抖。
陶陶就使劲眨了眨眼睛，做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他说，老师说了，包京生再调皮，他还要打。
任主任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隔着一层木板，我也差点被震得跳了起来。不过，我事后想，可怜的我，大概也正想趁此机会跳起来吧，我是快要被他妈的憋爆了。
我说：屁话！
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吃了一大惊，接着就很老练地点点头，很有耐心地询问我，你认为是谁在说屁话啊？
我不理她，只伸出一跟指头指着陶陶，重复说道，屁话！那个可怜的小任都被打懵了，他说的屁话还能做什么数？
录音机和话筒突然都伸到了我嘴边上，我横手把这些家伙朝边上一荡，我说，包京生肥得像一匹河马，老师撑死了也就是一条野狗，狗急了不过就是跳墙，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晓得什么东西不敢咬……！我忽然觉得两眼发烫，才看清是强光打在了我的脸上，两台电视摄像机正对着我转呢。我一下子觉得很无聊，就像在草台班子里演了一出破烂戏，我坐下来打死也不再说一句话了。
电视台在当晚就把这条新闻原汁原味地播出了。我没有看到。但才华横溢的伊娃却在她的《大印象》中再现了那个情景，“自从王志文主演《过把瘾》以来，疲倦美就成了女孩子给男人定下的新指针。昨晚何凤的的扮酷，让我们重新找回了王志文本人已经消失的风采。当然，何凤是个女孩，但她不是常常装扮成一个男人么，就像她总想成为何锋一样。她三言两语，颠倒了乾坤，改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