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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分化，无力对总统形成有力制衡，致使“国会政体”逐渐演变为“总统宪政”。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并兼任美军总司令，兼有英国女王和首相、法国总统和总理所具有的权限和职责。在外交和军事政策领域中，甚至出现了独断专行的“帝王总统”。
尼克松执政时期，“帝王总统”权力由外交和军事领域日益扩展到国内政治。白宫幕僚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甚至发展到建立秘密警察“管子工”的程度。最初只是“屁事”一桩的水门窃听案，实际上只是白宫幕僚一系列非法行为的冰山一角。这种现象引起了国会、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不安和警觉。新闻媒体对水门案的揭露给立法、司法部门制衡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提供了千载良机。由于特别检察官、联邦地区法院和国会深入调查水门事件，联邦最高法院果断介入，对总统行政特权予以限制，导致尼克松被迫辞职，所谓“帝王总统”从此一蹶不振。
在历史舞台上，具有宿命性色彩的政治戏剧往往由充满偶然性的小品构成。水门案被揭露和尼克松下台的命运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决策与“偶然事件”汇合的结果。尼克松抱怨自己是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地点的一个“倒霉的受害者”（unfortunate victim），并非毫无道理。如果没有白宫录音系统被偶然发现，以尼克松的智谋、胆略和成就，他或许能被列入伟大的美国总统之列。可是，尼克松不仅滥用权力，而且过于自信自负，为了青史留名，他下令录制了5000余小时的白宫办公室谈话录音。由于最高法院的铁面裁决，这些录音最终成为把他挑下总统宝座的锋利宝剑。本想流芳百世，结果却惨遭历史谴责，这种“自我弹劾”的政治悲剧不禁令后人扼腕长叹。
在美国宪政史上，罗斯福、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都曾严重地滥用权力，之所以未被揭露，与当年新闻媒体笔下留情以及他们更会掩盖非法行为直接有关。可是，随着宪政体制的完善以及国会和媒体权力意识的提高，在强调分权与制衡的宪政体制下，“帝王总统”和白宫幕僚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的行为总有一天会引发类似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
美国自立宪建国以来先后经历过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等重大危机，但却没有出现独裁政府和专制暴政，细究其因，强调分权制衡和注重新闻自由的宪政体制功不可没。
但是，9。11事件对美国的宪政体制形成了强烈冲击。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分子，国会众议院已通过法案，扩大了执法部门进行电子窃听和信件检查的权力。联邦政府甚至设立特别军事法庭，未经大陪审团听证便起诉和审判外籍居民。新闻媒体对这些措施的反应比较克制。个别美国学者据此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已沦为神权法西斯国家。但这种提法显然有些夸张。就整体而言，美国宪政体制中分权制衡、限权政府和维护新闻自由的基本框架仍然坚强牢固。如何在打击恐怖分子、遵循正当程序、捍卫新闻自由、保护公民权利等问题上保持平衡，将是对未来美国宪政体制的严峻考验。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
西风吹，摇滚擂，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问题难道还值得一提吗？自然是白人歧视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可是，很多美国白人认为，如果依照美国政府颁布和推行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如今在美国社会中遭受种族歧视之害的实际上是白人。这个涉及到“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复杂问题，正是曾轰动美国朝野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会诉贝基一案（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1978）的缘起。
一、屡试不中的白人高材生艾伦。贝基（Allan Bakke）1941年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其祖辈是来自北欧挪威的移民，父亲在邮局当差，母亲是小学教师。贝基从小勤奋好学，成绩出类拔萃，曾进入过全美中学生荣誉奖学金竞赛的决赛。1959年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机械工程。大学期间，他的平均积分成绩（GPA）为3。51。大学毕业后，贝基投笔从戎，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参加了越南战争。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沉着机敏、作战勇敢，为此在四年的军旅生涯中连升数级，晋升为上尉军官。海军陆战队是越战期间美军伤亡率最高的军种，贝基因所在部队也不例外。面对战友死伤的痛苦，艾伦。贝基初步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志向。
1967年退役后，贝基在美国宇航局（NASA）设在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高级研究中心当了一名工程师。在中心期间，由宇航局资助，贝基考入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贝基逐渐意识到，自己今生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于是，在工作之余他苦读医学院预科课程，并着手复习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
谁都知道，美国的医生和律师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费极为昂贵。而且，因学生毕业后收入较高，所以医学院和法学院基本上不提供奖学金。其次，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都有极低的录取率和白热化的竞争，考生的淘汰率和竞争的残酷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中国大陆的高考。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例，该院1973年度只录取100名学生，但申请人总数却高达2464人。
可是，贝基却恰好选中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作为重点报考院校之一，其原因，可用加州居民评价本州大学的俏皮话来解释：“如果你小子成绩好，你爹趁钱，念斯坦福大学；如果你小子成绩好，你爹没钱，念加州大学；如果你小子成绩糟，你爹趁钱，念南加州大学；如果你小子成绩糟，你爹没钱，念社区大学。”这其中的秘诀是，由加州大学董事会管理的柏克利、洛杉矶、圣地亚哥、戴维斯等大学分校虽然名列全美著名学府之榜，但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不同，加州大学所属分校全都是公立大学。因公立大学有联邦、州政府的资助和补贴，所以学费比那些私立名牌大学要便宜得多。另外，像贝基这样已在加州居住两年以上、依法交纳州税的居民，还会享受到本州学生大幅度减免学费的特殊待遇。
以优秀成绩结束医学院预科课程后，贝基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再传捷报。在科学知识部份，他的正确率为97％；在语言能力部份，他的正确率为96％；在数学部份，他的正确率为94％。1972年底，踌躇满志的贝基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正式提出了1973年度入学申请。没想到，加州大学却给志在必得的艾伦。贝基吃了闭门羹。
照常理，以贝基的GPA和MCAT成绩、斯坦福大学硕士学历以及综合素质，他应当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申请人。贝基起初以为，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可能是因年龄已超过了30岁。但是，贝基后来却从戴维斯分校学生事务办公室打探出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内幕。原来，在医学院当年100名的录取名额中，有16个特别名额专门分配给了黑人等少数民族学生。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被录取的16名少数民族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成绩远远不如自己。
贝基得知设置录取定额和不同的录取标准的内幕之后非常恼火，他奋笔疾书，给戴维斯分校录取办公室写了一封颇有政策水平的抱怨信。信中写道：“为了满足未来医疗健康事业的要求，医学界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献身精神的人才。我意识到，设置少数族裔录取定额是为了补偿以往种族歧视的恶果，但是，这种照顾少数民族的措施实际上又开创了新的种族偏见。这不是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一通抱怨之后，1973年底贝基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提出了1974年度的入学申请。然而，贝基最后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一剂不予录取的苦药。
该做的全都做了，却死活进不了医学院，原因竟然是肤色不够黑！贝基从小在宣扬“白人优越”的社会中长大，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颠倒黑白”的怪事。中国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可能会想到揍那个狗娘养的，美国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第一个念头就是诉那个狗娘养的。艾伦。贝基当然也不例外，他一张状纸把加州大学告到了地方法院，控告加州大学搞逆向种族歧视，违反了民权法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关于对公民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
1975年，地方法院对贝基案做出一项对双方各打50大板的判决：法官虽然判决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定额制度违法，但并未判决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应当录取刺儿头贝基。结果控辩双方都不满意，继续向加州最高法院上诉。
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加州大学败诉。加州大学董事会当然不会服气，遂聘请曾在水们事件调查案中出任特别检察官的哈佛大学教授考克斯（ArchibaldCox）为律师，于1978年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二、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在一向标榜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美国社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何会为少数族裔申请人保留16个特别录取名额呢？说起来，这个特殊的照顾措施实际上与美国政府颁布和推行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直接有关。
“肯定性行动”这个名词最早源自肯尼迪总统1961年签署的总统第10925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不得有种族、信仰、肤色、祖籍的歧视。约翰逊总统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