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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既不能专兵，则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成了专司军政的官员，不能染指于军令和指挥系统。这样则军委主席或党主席，乃可以将将方式，越级直接指挥各兵种如臂之使指也。如此，则林彪虽接任为国防部长，他身边却没有一连、一排，乃至一班，自己可以指挥得了的卫队。他可以发动四百万解放军来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却不能调动一团解放军，来听其随意指挥。他治下有海军舰艇百艘，飞机数千架，但除一两只不带武装，和专为交通运输使用之外，他也不能任意调动一两只，供其私人使用。纵是专供他使用的车船和飞机，他可随时飞上天，开出海，但是机场的启闭，港口的开关，他却无权指挥。正如他全家最后一次的空中航行的实例，天，他可飞上去；地，他却不能轻易的落下来。所以就葬身外国，折戟沉沙了。毛周在军事上这样的安排，也正是「西游记」上老佛祖的功夫了。孙悟空，你这位齐天大圣好厉害，一个筋斗可翻十万八千里，翻了无数个筋斗之后，才发现没有翻出老佛祖的手掌心。
罗瑞卿那位毛公心腹，接黄克诚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最后弄到跳楼自杀，折腿沉沙的绝境，就是犯了中国「二十五史」上，说了千遍的老毛病，他未能「善体上意」而自作聪明的结果。你这个搞特务出身的大特务，如今又接长兵权，身跨军特两界，而不知善体上意，兢兢业业地去「体谅领袖苦心」（这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口头禅），却和林彪来勾勾搭搭，乱抓兵权，去搞什么「全军大比武」，岂非画蛇添足，折腿沉沙，死有余辜？
罗瑞卿之另一胡涂之点，是他也大招林彪的嫉忌，林也非除之不可。盖林之回朝代彭，意在兵权。如今兵权却在罗长子（罗在军中的诨名）手中。罗长子显然亦如国民党军中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关系。是毛派来制衡他的棋子。这颗棋子不拿掉，他想抓兵权，则永远是缘木求鱼的。林笃定要除罗，毛又坐山看虎斗，分而制之，不加保护，罗长子就跳楼了。
可是毛公在党政军特的操纵上，也只抓其重点，不亲细务。关于日常的管理事务，和细节的安排，那他就完全有赖于周恩来了。而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毛也就鞠躬尽痹，死而后已。在林彪事变时，周的越级指挥，可以直达中央警卫师的一个连，亦可惊矣。
破坏党政军系统，越级指挥
我们今日回看历史，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合作化，搞「乡社合一」时最大的一着险棋，便是存心破坏原有的党政军系统，搞越级指挥。在人类世界史上，共产党实在是组织最严密的一个大帮会。在它那针插不进，水渗不透的大金字塔里，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得稍违。他们推动政策时，也是从塔尖开始，层层下达，看政策的性质，规定下达到某层某层为止。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和「乡社合一」时，毛泽东就把这个体制完全的破坏了。
所谓「乡」，原是「千载犹行秦制度」的最低层的行政单位（台湾今日还是如此的）。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毛开始搞「公社化」之时，所谓「乡社合一」，就是把「乡」这一级的行政单位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公社」不是政府机关，它是共产主义的基层建制，是包罗人民生活，从出生到火葬，各方面一把抓的总体。因此实行「乡社合一」是何等严重的「改制」？按共产党的老规矩，应该由中央政治局作出详尽规划和相关文献，然后层层下达，慎重试行。可是毛在一九五八年底搞乡社合一时，他就完全丢掉了这个老香火，来搞越级指挥，一声令下，数周之内就把近百万个「高级社」，改组成两万几千个「人民公社」了。毛泽东这一破坏体制的行为，周恩来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刘少奇则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彭德怀则痛心疾首，张开大嘴巴，点名叫骂。【参见上引「实录」，页二二五。】他骂的结果，以上诸节已道其详，而不幸的是，刘少奇由于跻身高位，对前任毛主席有肝脑涂地的知遇之感，竟在此关键问题上，对毛帮腔，背着良心说彭阴谋篡党，并指着彭的鼻子说，「与其由你来篡党，倒不如我来篡党」，云云。
由于党内外简直无一句反对的声音，毛乃一不做，二不休，把党政军特财政、外交等老的体制，一体破坏无遗。（毛在援外的款额上，往往不顾中国本身的财政困难，把议好的数目字的后面，擅自加个圈圈，在当时中国，也不是个秘密。）
纠左高潮的「七千人大会」
当毛主席退居二线，与周总理亲密合作，不声不响地搞其全军大换血之时，刘少奇主席新正大位，能者多劳，也忙的不得开交。事实上，从刘氏于一九五九年春出任国家元首开始，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这七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五）时间，他位尊九五，全国一人，是刘氏一生的黄金时代。关于刘主席的生平，在刘氏失踪之后，刘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之时，笔者由于职业感的驱使，曾细为查考，试为刘作盖棺之论。已略述如上，因为他毕竟也是我国历史上四百几十个皇帝之一，读史者对他不应忽略也。如今三十余年又过去了。笔者最近重读旧作，觉得尚无太大修正的必要。有暇或再重编之，以就正于方家和严肃的读者，对刘的许多细节故事，本篇就不再重复旧论了……。然吾人细察刘主席主政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之间，史家秉笔直书之，错误虽亦难免，大过实在说不出，而其所作所为，功在生民，则甚显然也。
刘氏接棒后第一项要政，无疑的，便是把毛氏的极左政策，慢慢地扳回头。饿死人的狂澜，就逐渐退潮了。例如他想把农村制度，恢复到「公社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回到「三自一包」或「包产到户」的老路上去，但他却只取其实，而避其名。他不敢再用「包产到户」这个老名词，因为这个老名词，曾被毛氏定为「促退派」、「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刘恢复此老制度，则名之为「责任田」。事实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也。但是本篇所言的刘氏「新政」（亦如二战前罗斯福在美国破产的农村所搞的「新政」NewDeal一样），只是举一反三，言其要略，若要打破沙锅，则非十万八万言不能尽意。加以笔者在前篇刘传之内曾扼要言之，此处就不再重复了。一言以蔽之，刘氏的原则就是个「退」字，从毛泽东的极左政策上「退」下来，与民休息，再鼓起干劲，从头来起。
刘少奇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农村不断饿死人，这个腥风血雨，到一九六二年基本上是煞住了，农村由死亡到复生，到恢复繁荣，从头算起，少奇之力也。后期一些在安徽的基层干部，不顾上级的畏首畏尾，而大胆搞起所谓「安徽经验」，对此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有暇当继续剖解之，整理之，庶几存真史册，以便后辈史学博士生，能跟踪继续探索也。
刘氏在复兴农村的努力之中，难免的也稍有自负，和藐视老毛的心理和行动。在刘氏心目之中，他和毛公在主持党国大政上，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原是天经地义的（注意：周恩来就向来不敢作此想）。当国太久了，就应该倦勤退休，做「荣誉主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事实上，在中共八全大会中，修改党章时，在刘的动议之下，就曾列有党主席退休后由党中央聘为「荣誉主席」一条。当时毛泽东就认为这一条是专为他而设的，刘也从不讳言。如今毛已「退居二线」，进一步退为「荣誉主席」，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刘少奇在其主持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也就是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党政军财一锅煮的，所谓「七千人大会」）中，作冗长报告时，表面上对「毛泽东思想」恭维上天，实质上却把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来的虚妄、浮夸、浪费、「共产风」等等的恶政，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和损失，批评得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更以国家元首、党副主席的身分，号召全国全党，今后务必要遵从民主集中制，遵从集体领导，以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同时把数十万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迫害的干部和人民，平反、恢复名誉、分配工作，引起全国朝野一片歌颂之声。笔者在安徽有个近亲郭崇毅，就因直言入狱，在此次获得平反出狱。且看郭的自述：
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奉命以省政协委员身分，到肥西县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去视察，发现这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有浮夸，把减产报成增产，我如实向省里作了汇报。不料因此招了大祸。认定我是「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造谣破坏」。除开了数十次批斗会外，「安徽日报」还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七月十七日两次以大半版篇幅对我揭露批判。后来把我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二年徒刑。虽然，在党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给我平反了，而且又当了省政协委员。但是，农业生产依然停滞不前……。【见郭崇毅着，「我是怎样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载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欧远方主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五八。】
老实说，这个前所未有的「七千人大会」之召开，实是刘氏主政以来声望和权力的最高峰。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毛泽东声望的最低潮。毛在大会中表面上也曾自我批评，认为犯过错误。他也一反三年前「反反冒进」，和根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调，跟着刘少奇大唱其「实事求是」，以顺应刘周合着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箴言原则下的纠左改革。
两个主席争权，数千万人陪斩
其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