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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再者，解放后中共的工运，也只是制造一些另一种的社会不平。解放后，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了。但是真能享受统治阶级之特权的（如终身职、铁饭碗、医药保险、休假、旅游、疗养、儿女教育等等），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致有几十万人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其它几百万、几千万所谓合同工、服务工、替工和待业工，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大家同是工人，为何有贵贱之别？这种占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的「贱民」，心怀不平已久，而投诉无门。忽然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听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领导了中央文革小组，专替俺工人打抱不平，这真是俺工人阶级告御状，出头之时。成千成万工人上京告御状，蒙江青同志接见，谈到俺「合同工」的苦处，江青同志当众洒泪，人家是「娘娘」呢。同情俺工人苦命若此，你说她不是圣母娘娘、观音菩萨、穷人的救星、工人阶级的至高领袖？朋友，在这环境之下，你说江青同志只是个野心家、白骨精、「坏婆娘」（邓小平语）？江青同志也有她的革命群众和社会基础呢。
当然，社会既有其不平，大路不平有人铲，革命家、慈善家、宗教家、烂政客，和坏婆娘，也就都有他们插手的机会了。你能说只有彭德怀才是英雄？朋友，当年慈禧太后时代，一分为二的社会，也是如此呢。
不上课，管饭吃，闹风潮
总之，红卫兵的组织一经发动，立刻便如火之燎原，一发难收。读者贤达，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都做过中学生。在我们做中学生的时代，学校忽然停课了，大代数、解析几何的习题也不要做了，英文背诵甩过一边，学校伙食免费供应，要我们青年男女，成群结队上街去闹风潮，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到后来，搞串联，出任务，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概免费。有特殊任务（像出差成都去抓彭德怀归案），还可坐免费飞机，俯看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到处有解放军招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颈系红巾，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英俊？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朋友，短短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您怎能怪我们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主席鼓励声中，在诸小将棒下鞭下，祖国大地上，不知又平添几干百个屈死的冤魂罢了。
如在眼前嘛。当年替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高干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要武的铜头皮带猛抽之下，就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朋友，彬彬原来也是个受害人啊。关于这六条命案，法官应该判她呢？还是应判她背后的唆使犯？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一时变成如此的鬼蜮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呢？
第一张大字报
在红卫兵的大小兵团，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逐日增涨，千万个红卫兵全国「串联」，轮船火车都被他们挤得瘫痪之时，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众所周知，在这数十万张大字报的领先之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写的。聂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北大搞党十分起劲，与该校党委书记陆平有宿怨。今次「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之后，康生、江青等乃看准北大这块政治沃土，乃想利用聂元梓与陆平的恶劣的关系，在北大「点火往上搞」。聂元梓得到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乃联合同事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北大，也是中国的，第一张向上级领导造反的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是北京市委中陆的上级领导，彭则是陆在北大的同事校委。在共产党的体制中，「下级服从上级」是有其铁的纪律的。犯上作乱，向为党纪所不许。加以聂在校中声誉本不好，而宋、陆等又不知聂与新「中央文革小组」的秘密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之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而聂同志则眼见势有不敌也。
中央文革一见大事不好，乃夤夜将聂氏大字报原文，报向在西湖刘庄度假的毛主席。毛即下令公开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强制接收改组了的「人民日报」上，聂文乃在翌日该报上以通栏标题，与上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刊出。一时真相大白，北大全校，乃至全国的形势顿形逆转，原在下风的聂元梓，一夕之间就变成北京大学的「老佛爷」了。随之，便是一阵狂风暴雨，北京城就是造反派的天下了。所有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委领导，都变成冲击对象而摇摇欲坠了。……在同一个北京城，六十六年前曾是义和团小将们的天下啊。
「工作组」问题始末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见大势失控，二人无能为力，乃联袂飞往杭州请示，扳请主席回京坐镇，为毛氏拒绝。毛嘱咐二人回北京安定大局。这样才出现所谓派「工作组」问题。原来按共产党办理一般党务的传统，遇有大事，都由党的上级指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就地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此次刘、邓依照老办法，乃由留京中央常委一致通过派「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等重点学校。盼将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轨。刘少奇为慎重其事，竟把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也派为驻清华的「工作组」成员，以了解下情。可是，这时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学潮，大家揪斗原在校中作威作福的当权派，大造他们之反，正在起劲之时，忽然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大泼其冷水，就激起众怒了。闹学潮就必然会出头头，后来的天安门事件，出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头头，这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和秘密的搧风点火之下，清华北大就要产生司令了。果然，清华化九班就出了个与王光美正面冲突的蒯大富，蒯司令了。蒯司令其后极盛之时，曾拥众数千人，终至数万人，甚或数十万人，一时风头之健，实非后来的柴玲、王丹可以望其项背。
笔者在个人拙著里，曾一再强调：「天下无不是之学运」。那么我们对蒯司令这种学潮，如何评价呢？曰，是是非非。盖共产党是个极权政党，一党专政，老子独大。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学中搞老子独大的领导，搞久了，很少不是学阀的。可是这些学阀所面对的，却也是一批趾高气扬，小子独大的小学阀，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这一级的大学堂，有志青年，一旦考入这种学堂，哼！老子将来不是江泽民（中大、交大），也是朱镕基（清华），你这个作威作福的小小的校党委、老学阀，算个屁。老子能斗你一下，就请你「坐坐飞机」。毛泽东也就是掌握这种群众心理的九段高手，面对此一情况，真是得心应手。
本来这种目空一切的小臭老九们的心态，也没啥不正常。笔者在中美两国都参加过学运，实在觉得全世界小臭老九，都是一个娘生出的。只是北大造反派，最后竟把陆平的母亲埋在冰雪堆中，活活冻死，这就不是人类的行为了。他们为北京大学光荣的校史，写上最可鄙可悲的一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就在这个「工作组」和蒯司令的红卫兵斗得难舍难分之际，蒯司令终于力有不敌，被捉将官里去，而刘、邓两司令，也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之时，忽然晴空霹雳，毛主席于七月十八日，在畅游长江之后，突然返回北京，未待刘、邓有机会申诉，毛即公开申斥工作组为反革命组织，并立即加以撤除。恢复蒯司令自由，并放手让闹事的学生闹个够。一时北京城内，欢声雷动，数十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各机关的造反派乃应声而出。刘、邓亦一时手足无措，盖他二人亦不知毛搞起这个运动，究竟所为何来也。
为扩大此一红卫兵运动，毛乃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会中途，八月五日，毛氏忽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他自已亲撰的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下一直藏身幕后三四年之久的毛主席，至此终于赤膊上阵了。在此之前数日，有人问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还在感叹地说：「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在此之后，则黑白分明，正如邓小平自我检讨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参阅「文革十年史」，上，页三七，一○二。】
这一下好了。八届十一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