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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十年文革，就是从毛主席亲自「炮打刘、邓司令部」开始的，如今要邓司令来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同四人帮革命派谢罪，为着贪生怕死，自打嘴巴，来唾面自干，岂不太无耻了。毛主席要邓小平来肯定文革的历史，作三七开，也是强人之所难也。不过在那个廉耻丧尽的年代，还有什么个人尊严之可言呢？当时中国所谓几大几大不要脸，不是随处都有嘛？毛显然是见怪不怪，视此为当然也。只是邓公珍惜他的几根臭骨头，而硬是抗命不写，在那年代，也确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的了。
邓小平这一记和早期陶铸一样的「不识抬举」，毛公难免也就像当年对待陶铸一样的动气了。主席一怒之下，四人帮和一些善于承旨的小子，就对邓小平鸣鼓而攻之了。党内随即刮起了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邓小平也就很快的恢复了他被「炮打」时代的「走资派」老罪名，而靠边站了。不久，小平更被毛主席钦定为「点名批判」的对象，推向全国。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平就从珠穆朗玛峰（编者按：台海地区译为埃佛勒斯峰、圣母峰）一下跌入谷底，渐次完成他三起三落底注定的命运。
不是冤家不碰头的毛周关系
就在邓小平抗命被黜，政治命运三度滑坡，中共中央政治分裂，势不可免之时，为此而忧心忡忡的周恩来总理一身数癌并发，也已病至弥留之境，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终于撒手人寰，结束了他豊功伟缋，多彩多姿，而又受尽屈辱，和艰难困苦的一生。可是在全国人民的哭声里，以他在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其丧仪在人民政府例行的、深具封建等级的规格中，应该不是特级，也是一级的了。殊不知周公丧仪的规格却远在上述前外长陈毅之下呢。其主要的原因，便是毛主席拒绝参加，并扬言他有「不参加的自由」。同时党的高阶层中，且有耳语私传说，毛氏初闻噩耗时，对周曾有「一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语。有此传闻，追悼规格自然就提不上去了。
另外，当周的死讯传到毛的住处，中南海的游泳池时，许多与周总理有旧的医师、护士，和其它服务人员，都想去向总理遗体致敬、道别。但是身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词（显然是奉汪东兴之命），就公然禁止众人前往。甚至不许任何人臂缠黑纱，表示哀悼。中南海中，对总理之死，草木不惊，若无其事。那个把持了政治局的四人帮，自然更是加意杯葛。对周氏的丧礼，作出了种种的限制，这当然也都是承旨而为之，使全国朝野都敢怒而不敢言。
在他们生死诀别之际，读史者不免要问一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过不去的关节？毛竟然在周已物故之后，还要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呢？搞历史的人要试图解开这一谜团，我们不妨举一个美国政坛的轶事，以作他山之石。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有一句笑话说：「您如果想在华盛顿交一个朋友。那就只有去买一条狗了。」换言之，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你阁下如果想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内，交一个朋友，那就只有养一条狗了。
朋友，政治圈内是没有朋友的。毛、周二人在险恶的政治交往中，相激相荡，搞了五十多年。彼此各有不同的政见，不同的野心，不同的政治圈，他们是同志，是伙伴、是股东，甚至是政敌则有之。若论兄弟之情、朋友之谊，那就很淡薄了。到必要之时，白刀进、红刀出，彼此还要仇杀一番呢。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据说周恩来也经常随身带着牙刷、牙膏，以预备随时被捕坐牢。
朋友，政治圈是人类文明生活中，最无情、无义，和最可怕的圈圈。野心的政客们，不论他们救国救民的幌子，打得如何之高，一旦彼此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虽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顷刻之间都可变成相互残杀的仇人。这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里面，例子该是举不尽的吧。毛、周之间，正是如此。他二人从江西时代开始，便既是伙伴，也是政敌。急则相亲，缓则相敌。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
笔者在前篇就曾说过，毛精于外功少林拳；周则是内功黏绵拲，各有所长。但是柔能克刚，若论急功近利，则周不如毛；若论远交缓图，则毛不如周。在他们半个世纪的交往中，遵义之前，周是毛的上级；遵义之后，则关系逆转。但他二人只有大小股东之别，而非老板伙计的关系。毛之对周，固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周之对毛，也非全是被动，亦如帝制时代皇帝之与宰相也。周究竟是个现代化的国务总理，运用其柔道，来四两拨千斤，主席往往反成被动。这就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对毛泽东这个大独裁者，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个性来说，他和袁世凯、蒋介石，乃至希特勒、斯大林一样，总希望有个百依百顺的奴才宰相，来听他使唤。所以在他当政约二十八年中，便时时刻刻要把周恩来换掉，有时简直下流到硬性栽赃的程度。例如早经党中央澄清了的，所谓「伍豪登报脱党」的旧案。「伍豪」是周在青年期搞革命的化名，后来国民党替他注销了一则「伍豪脱离共产党」的假广告。全党皆知这广告是老K伪造的。中共中央也已澄清了数十年了。如今四人帮挑起旧案，毛竟故作含混，使老周紧张不已。至死前数日，都还在继缋表白。这就是政治斗争中，下流到不择手段的实例。奇怪的是，数十年来，纵使不择手段，毛越想换周，越是换不掉。结果不获已，还得让周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在毛氏的心目中，二十年来，他底「思想」实现不了，整风不能彻底，政敌不能肃清，老婆不能接班，……都是被「狡猾」的老周掣肘的结果。趋想越气，等到老周先他而死，死了连追悼会也不去参加，好出囗鸟气。朋友，您说我们这项观察不对吗？最初我们也以为是不对的呢。可是近年来大陆上各项史料的涌出，愈来愈多，根据这些新史料，我们才愈来愈相信，上项结论是正确的呢。搞历史，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嘛。
我记得，精通国民党政治运作的王世杰先生。就同我们说过，蒋介石总统对孔祥熙、宋子文两个内戚，就喜孔而恶宋。原因是宋子文十分洋化。宋当财政部长时，蒋如向他要钱，宋总要问明作何用场？从哪项户头，哪个会计号码中拨款？老是问得蒋公头大不已，无辞以对。孔祥熙就不然了。老孔向来不问，作何用场？哪项户头？哪个号码？他是山西票号出身，替老板管银子，反正老板要钱有钱就是了，管啥鸟号码？户头？毛公是蒋公的死敌，他二人如易地而处，毛公也是会喜欢孔祥熙的。笔者在前篇论袁世凯和唐绍仪的关系时，就说过唐某是幼童留学出身，人洋化了。土老儿袁世凯，吃他不消。朋友，这就是所谓制度转型的问题了。现在台湾李总统，大陆的江主席，敢不问户头、不问会计号码，就向财政部长要钱？纵使这部长是他的小舅子？制度转型虽然进度甚慢，但是还是有进步的。
周恩来是反毛派的总领袖
在一般读史者粗浅的印象中，周恩来似乎总是毛泽东一切倒行逆施的帮凶。毛的任何恶行，周似乎都同他沆瀣一气，助纣为虐。其实不尽然也。详言之，太噜苏了，今且看他二人都患了绝症的最后一年嘛：「四届人大」（一九七五、一）期中，四人帮急于组阁，夺权在即，全党惶惶。只要毛主席一松口，总理大位就是狗头军师张的了。据说那时朱德元帅对此就颇不服气，他说了些笑话，问张春桥凭什么资格来组阁？老元帅说，论打仗，他不如胖子（许世友）；论阴谋诡计，他不如秃子（林彪）……论资历，他不如老子（朱德自己）。凭何组阁？
就在他们老帅、老干部、老同志私下议论纷纷，密谋对策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宅，就是他们秘密问道之所，周总理也就变成他们视为当然的谋主（ring leader）了。后来周已病危，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住入三○五医院紧急就医，到他病房中密谋问计的老同志如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等仍是日夜不绝，周也顾不得病入百肓，仍是抱病和他们秘密策划，如何抵制四人帮夺权？如何应付毛主席不断的「最高指示」？将来人民政府公布档案时，真相既会大白于天下。但是纵在今日，根据我们所见约有限史料，仍然是可以述其大略的。
他们底总方案似乎是「四届人大」不能再像党的「十大」，让四人帮独据要津。他们要用种种方法，把毛主席控制住，不让他一意突出四人帮，尤其是张春桥组阁的间题；和四人帮打入解放军的问题。关于前者，周以重病垂危之身，坚守国务总理这一要职，绝不退出，并坚持要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总理代拆代行。同时要小平对一切军政部门，作通盘「整顿」如上节所述，但此事应万般技巧的，由国家现势、国家危机和种种利害去说服主席，由毛自己去主动推行之，庶几他老人家，在心理上和面子上，都能感到满足。这一点在周公最技巧的策划之下，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了。
第二，他们和毛主席一样，认为解放军是基层建筑，绝不能有丝毫差错。给毛主席以充分的面子，他们也说动主席，安插张「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穿上将军制服，但是实际军令、军政，则绝不许张染指也。为此，叶剑英曾密访各军区、各兵种，传达毛主席对四人帮的评语和厌恶的情绪，以安定军心。绝不容四人帮插手丝毫。同时在各军区司令员奉调来京开会，并至三○五医院探候总理病情时，周公竟破例直言四人帮之祸国。同说「他们」背景强大，「你们」斗不过「他们」。但希望各将军于重要关头「要保护老同志」。周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