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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往中国的IBM员工未必出于他们的意愿。联想若希望日后新公司能成功运作，
就要特别安抚IBM员工的情绪。
联想这次收购存在不少隐忧，到底联想能否排除万难，于国际PC市场突围
而出，我们目前只能拭目以待。
2005。07。17 郎咸平谈三农：放弃财政补贴 将地下金融合法
化
2005…7…17 郎咸平
国农村逐渐衰退的原因是由于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也就是农民必须
用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交换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产品。政府的财政补贴只能
有限度的提高农民所得，但不可
能改变农村交易条件恶化的现实，因此治本之法是农民必须转移到工业部门。但
是这个移转不能由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推动，而必须通过金融政策。但是目前政府
推行的金融改革将使得三农问题更形恶化，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股份制商业
化的改革，只会使得农村有限资金流往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部门，农村资金
紧张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因而进一步加重三农问题。我建议政府放弃财政补
贴，将农村“地下金融”合法化，通过农信社择优向高利贷公司贴现而控制资金
供应，解决三农问题。
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
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中央财政逐渐向农村倾斜。我国今年将进一步加大对
“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各方面的投入将增加近300
亿元，增长20％。地方财政也将大力增加投入。显见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极度
重视。具体的政策可以分为下列四大类。
第一，为了减低农民负担，财政部在2004年将全面降低农村税赋。第二，
政府也将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
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今年将在13个粮食生产区全面推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
直补资金总额为100亿元，约占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40％。第三，
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新增支出要确保主要用于农村。第四，进一步增加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粮食综合能力建设及扶贫等方面的财政投入，
国债资金的使用要向“三农”倾斜。
政府目前采行的措施基本上还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我们
可以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分成两类来讨论，例如第一，第二和第四点，
表达了中央想利用财政补贴提高农民所得的思维，第三点政府希望提高农民文化
水平，以提高生产力和城市就业率。
但这样做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农村经济落后的根
源上进行分析了。
交易条件恶化造成城乡差距逐年扩大
25年前通过包产到户等等农业改革之后，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村一片欣
欣向荣，但是好景不长，农村经济在昙花一现后逐渐衰败。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对
农村的投入不够，也不是农民不好好种地，而是受到了交易条件恶化的限制。
我想用一个著名的理论来阐释我的观点。1950年代一位经济学家巴格瓦提
（Bhagwati）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悲惨性的成长。他指出，农业部门和工
业部门的交易条件会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而对农业不利，因此农业国家例如新西
兰和澳洲会逐渐地走向贫穷。同样的道理，中国经济发展越快，农村和城市间的
交易条件就会逐渐恶化，因此农村就会越来越贫穷。
我想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何谓交易条件的恶化。25年前，一个农民一年
可以生产100包米，但是同样品质的城市工人在一年可以生产一辆脚踏车。当时
农民用10包米就可以换取一辆脚踏车，因此农民还剩下90包米。但是25年以
后，同样品质的城市工人一年可以生产5辆摩托车，但是农民还是一年生产100
包米。但是该名农民必需得用90包米才能换一部摩托车，因此农民只剩下10
包米。25年以前的城市工人一年创造了价值10包米的脚踏车，但是25年以后
的城市工人一年却可以创造5*90 = 450包米价值的摩托车。问题的症结就是农
产品的附加价值太低，而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提高，由
10包米的价值提高到450包米的价值。因此农民用毫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来交
换附加价值不断提高的工业产品的结果就是造成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因
而使得农村越来越贫穷。
我们以一些实际数据来说明由于交易条件的恶化而造成农业和工业部门间
差距。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
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
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80年代的2。5
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此外，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
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增长了2。5％，收入差距比
2002年更大。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就是农民消费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
缩的趋势。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
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1…6月又降到34。9％。这个数据很清楚地说明
了毫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所能换到的工业产品越来越少。
财政补贴杯水车薪
目前中央政府决定投入300亿元财政支出以加强农村的建设，但问题就是这
些财政支出最多只能将农村生产力由每年每人生产100包米提高到110包米，但
是农村的劳工仍然需要用90包米来交换摩托车。换句话说，农村的贫穷不会因
为政府财政的大量投入而有显著的改善，我们最多只能说农村劳工交换了摩托车
以后，他以前剩下10包米，而现在剩下了20包米，当然20包米是10包米的两
倍，看起来好像挺多，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必须用90包米交换工业产
品的现实，而这个交易条件的恶化才是农村衰退的主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只能生产110包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决不能和一年生产价值450包米的城市工人相
比。因此让这么多农民绑在田地里，中国的农民永远没有未来！中央政府对农村
的财政投资力度再大都无法从根本解决农村逐渐贫穷的事实。
此外，农村人口出生率无法下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村土地逐渐贫瘠，
而必须多用越来越贵的化肥、农业机械和人工也使得交易条件更形恶化。
财政补贴对于农民、农村和农业来讲，是杯水车薪，因此也是无济于事的。
目前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将农村多余农民大量移出农村而提高农民生产力。
我们只要移出一半的农民，那么每个农民就可以有空间生产200（100x2）包米，
如果移出75％的农民，那么农民就有空间生产400（100x4）包米，而逐渐接近城市
工人450包米的水平。例如美国的农民不到5％，但几乎养活了全球的人口，台
湾的农业人口也不到5％，因而造成台湾农村的相对富裕。
这些移出的农民必须投入中国农村的优势产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技
术制造业”！可是中央政府立刻面临的困境是政府如何推动农转工。
2005。08。07 郎咸平深圳主题演讲
2005。8。7 郎咸平
今天谈的问题，是宏观的层面上来谈一谈我对房地产行业的看法，这个看法
是我个人的浅见，可能这个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我简单思考一个问题，这一次
的宏观调控政府从2003年开始，陆陆续续地推出了多项政策，一直到今年6月、
7月为止，在座的各位都是在深圳地区居住的企业家或者平民百姓，你们有没有
感觉到，深圳的房价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这是我的感觉，那么话说回来，我
跟深圳的的地产发展商交流，他们激动地跟我们说这还是深圳的形势好，民间的
所谓的经济意识比较强，自由市场形成比较早，所以并没有泡沫现象，因此中央
政府宏观调控对深圳没有影响。
往北方走，天津和北京影响也不是很大，我们前两个月做简单的估计，我们
发现广东地区跟北京购房率稍微提高了； 只有上海受到最大的打击。可是各位想
想，难道上海地区的民众自由经济的认识不如广东吗？不如北京吗？我想不是这
么简单。为什么在全中国经济首先的发源地并不是深圳？是明末政府时期从上海
开始。这样与国际接轨的城市，为何会在这轮国家宏观调控成为对象？而且上海
房价之高，涨幅之大，我相信从领导人到地方政府表示高度不理解，上海的老百
姓教育水平跟广东相比不相上下，对事物的理解，对经济运行的掌握，不应该有
太大的分别。这样的人群，怎么可能会在广东地区跟北京地区还有上海地区造成
如此大的差距，难道是上海的民众有问题吗？我这么一讲，我相信各位嘉宾可以
对我所讲的呼之欲出，整个事件不是简单的泡沫问题，而是我国整个宏观环境还
没有跟国际接轨，而且从去年调整利率，一直到今年调整汇率，我在公开场合发
言的时候，我公开表示反对中央政府的做法。反对做法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
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承受不起利率与汇率的
不稳定，我国的金融体系承受不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都应事先作防范，正确的
政策实施的话就不会有上海的现象，这就是我对外发言的基本观点。
今天看房地产的问题，升值对房地产的影响？房地产未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