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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了退休者（他们持有迫使所有西方的工薪人员长年劳作的退休基金）、士兵（来保护那些退休者）和古巴人（向退休者提供毒品）的大杂烩。真是个完美的鸡尾酒。七十年代，石油危机让这座城市静了下来。人们以为它完结了，过时了，被淘汰了，直到十年以后的1985年，一则广告又重新将它激活。
这年，摄影名家布鲁斯·韦伯在海洋大道上为卡尔文·克莱拍摄了一组照片。这组照片在全世界的时尚杂志上登出后，迈阿密旋即成为国际时尚之都。迈阿密是座城市，其王子就是摄影师。如果当时纳粹也借用这个地方的广告强力效应，被他们杀害的人将会多出十倍。超模克里斯蒂·特灵顿就是在这里的沙滩上被一个星探发现的。贾尼·范思哲一直到1997年7月15日遭人杀害为止，都在这里完成他所有的时装目录。这些滑轮族、古铜色的古巴人、穿着短裤的同性恋，他们在行人道穿梭着，他们的眼睛都藏在奥克利最新款式的墨镜后面。在这里，所有的事物相互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纳粹最终还是赢了，因为连黑人也把头发染成金色。我们拼命奋斗就是为了让自己像那个快乐的希特勒青年，腹部的肌肉犹如加拉克巧克力。那些反犹分子们终归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大导演伍迪·艾伦虽能让女孩们开心，可是论睡觉，她们还是更愿意跟色情片男星洛克·希瑞迪。
在一棵浑身犹如披挂了羽毛的棕榈树下，我们欣赏着沙滩排球赛，是几个模特经纪公司组织的循环比赛。摄影师史蒂文·梅塞尔和比得·林伯格担任裁判（此外其他三百六十三天，他们也是这个星球的裁判）。身着红色和黑色比基尼的完美身躯摔倒在滚热的沙子上，汗水夹着海水从她们的金发上飞溅出去，落在她们那些正在咯咯笑的女朋友的奶油肚脐上。有时，海洋上吹来一阵微风，让她们直起鸡皮疙瘩，甚至从远处，我们都能饶有兴味地看她们的胳膊在轻微地瑟瑟发抖。她们柔嫩的肩膀上，沙粒像无数细小的亮片闪闪发光。此情此景不禁刺痛了我们那颗忧郁乏味的心。而让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她们洁白的牙齿。如果我灌了张唱片，卖了一千万张，我们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噢，好像是红比基尼队赢了这场排球表演，队长是个才十五岁的女孩，跟她一比，美女演员卡梅隆·迪亚茨、乌玛·瑟曼、海瑟·葛拉罕和名模吉赛拉·邦辰简直就像老金枪鱼。别以为我们想的只是跟那些尤物上床。对那些勾当我们早就腻味了。我们想要的，是用嘴唇轻触她们的眼睑，用指尖抚摸她们的前额，是躺在她们的身边，听她们讲述在亚利桑那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的童年。我们想要的，是和她们一起边吃着坚果，一边看一部电视连续剧，时不时地把她们的一缕头发撩到耳后。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吗？还是没明白？不错，我们才知道怎样照顾她们，在房间里定一份寿司，随着滚石乐队的《Angie》来段慢舞，开心地回忆学生时代，对，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回忆来分享（第一次喝啤酒的醉态，荒诞的发型，也是末恋的初恋，牛仔夹克，舞会，摇滚乐，《星球大战》，等等）。可是，那些超级女郎却更愿意跟专拍写真集的娘娘腔以及开法拉利车的公子哥为伍，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星球出了问题。不，我不是一个性爱狂，但没有一个词来表示对肺的着魔，也许能这么说：我是一个“肺爱狂”，就这样。
《￥19。99》第四章我们2（2）
晚上，我们在租来的游艇上，与几个三流模特一起进餐。上完甜品后，恩力克·拜光腚跟其中一个女孩打赌一千美元，说她没胆脱下她的内裤并把它扔到天花板上，看它是否会粘在上面。这女孩当即实行，我们嬉笑打闹，而其实并不可笑（她的内裤掉下来，扣在一盘意大利面条上）。整个世界都在卖淫，区别只在于付钱还是收钱。大致来说，四十岁之前是收钱，之后，则是付钱。如此而已。美貌法庭没有上诉权。那些留着四天胡须的公子哥在看我们是否在看他们，我们看他们在看我们是否在看他们，他们在看我们看他们在看我们是否在
看他们，这就犹如一场没完没了的芭蕾。我想起“镜子宫”的游戏，它曾是集市庙会上的传统节目，类似一种由镜子组成的迷宫，在里面我们和我们反射在镜子中的自己碰撞。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因为在里面跟自己碰头，出来时常常满头大包小包。
《￥19。99》第四章我们3（1）
海洋大道上闪烁的霓虹灯给路人披了一身荧光，热风刮走了已收场的晚会的传单。昨夜在“起居室”，那些女孩在那里扭摆，让人感到身处肉类专卖店。（在“起居室”，如果你能进去，就说明你是个VIP。进去后若你有个桌子，就说明你是VVIP。如果在你桌上有瓶香槟，就说明你是个VVVIP。若老板娘在你的嘴上来一吻，那你不是VVVVIP，就是麦当娜大姐。）迈阿密海滩就像一个巨大的糖果店，房屋像冰淇淋，那些女孩就像糖块，我们喜欢把她们含在嘴里，让她们渐渐溶化。
为了在最好的光线下拍摄，我们不得不一早六点就起来。我们在比斯凯因角地段租了一幢亿万富翁的房子，墙上挂着画家塔玛拉·德列姆皮克画作的复制品。我们的塔玛拉很快就适应了广告明星的新生活。人们在外景车里给她做发型，给她化妆，给她倒咖啡。那些布景师们负责刷草地（按照剧本的要求原有的草地还不够绿），摄影师给那些理解力强的技术人员下达让人无法理解的命令。他们总在那儿测量光线明暗度，并交换着一些魔法般的数字：
“试试从12到4。”
“不行，我们换个焦距，把8放在14上。”
我和查理，我们吃送外卖的放到我们手里的所有东东：口香糖、奶酪冰淇淋、泡泡糖、三文鱼汉堡，还有三文鱼冰淇淋口香糖加奶酪和鸡肉刺身。时钟指向上午八点半，突然，恩力克的脸上失去了笑容。
“天是白的，我们不能在这种光线下拍摄。”
客户曾一再叮嘱他要蓝天和清晰的日影。
“但是，”恩力克继续说，“他们要的可是上帝之光啊。”
此刻，查理的回答颇有帝国风范：
“上帝是个可怜的摄影师。”
白色的天空是不可能再进行颜色矫正的。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拍摄，那我们就要在后期制作时用Flame一格格地上色，每天花费六千欧元。因此，我们宁可吃十份早餐，等着白雾消散。为了打开这把“天候”保护伞，电视女制片一边气急败坏地扯着自己的头发，一边给巴黎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我则镇定自若：自从我停止使用可卡因后，我时时刻刻都在吃。
我和查理和塔玛拉就像佛罗里达的《朱尔与吉姆》。【《Jules et Jim》，法国弗郎索瓦·特吕佛1962所导的一部剧情片，讲述朱尔、吉姆和凯瑟林三人之间的爱情。】这里的老美总是不停地问我们：
“你们是在玩‘三口之家’吗？”（那‘三口之家’还是用法语说的。）
我们一天到晚都喝着科罗纳啤酒，不停地嬉笑打闹。所有人都爱上了塔玛拉。她每天拿一万欧元就是为了在男性身上激起这种化学反应。那些留胡子的人戴着大盖帽，抬着电线，无线步话机在空旷中噼啪作响，灯光师们不时抬头望着天空，一脸无奈。我们则抹上全屏障防晒油去晒太阳。黑色的墨镜片在现实面前保护着我们，世界被滤镜遮了阳。但是，若没有太阳，迈阿密还能做什么用？
“必须避免背景里出现棕榈树，别忘了，我们应该是在法国，要不然就准备一个杨树和山毛榉的背景画。”
“提醒得好。奥克塔夫，你刚显示出你还是满有用的，你用一句话就证明了你的飞机票花得值。”
查理开着玩笑，但同时显得心不在焉。从今早起，他就一直拐弯抹角。难道他要做出个什么重要决定？果然如此。
“你知道，奥克塔夫，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公司将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创意总监死了，当然会有变化。”
“我们不说创意总监死了，我们说创意总监‘撒手人寰’。”
“你居然还拿我们敬爱的老板的自杀幽默一把？”
塔玛拉在一旁直乐，但查理继续他的话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杰夫没去塞内加尔？”
“当然注意到了，当我发现时，差点没取消我的旅行。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活过那四天的。”
“别胡说八道了。这个杰夫，我知道他在哪。当我们在塞内加尔胡闹的时候，这位尊贵的客户经理在纽约，你想想，他正在向罗瑟的最高层讨要总裁菲利普的位置。”
“你说什么？”
“这小杰夫，干得非常狡猾。他仗着麦多纳公司杜勒的支持，到总部对他们说，如果不撤换法国分公司的总裁，他们就会失去这个客户。嗨，你知道集团那些大人物们怎么说的？”
“Go fuck yourself，去操你自己吧，杰夫！”
“你大错特错了。这帮老美，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篡夺老家伙们的位子。哈佛大学向那些人类鲨鱼教的以及约翰·韦恩的西部片所表现的不就是这个。”
“哎，等等，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一切都是你编造出来的。”
查理咬着手指甲，并不像在说谎。
“奥克塔夫，你恐怕是整天忙着为你的书做笔记，而忘了看看你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
“嘿，你还说我。你自己整天在网上找那些变态照片。”
“根本不是，我只是在了解我这个时代。既然提到这个，提醒我给你看一部片子，讲的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吃她的屎。好，言归正传。你没见在塞内加尔他们一个个都心神不定？醒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