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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强勉强笑笑，他从来就不计较我的态度。何强是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和江哥及另外两个副总经理在刘总嘴巴下接饭吃，我这样说，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刘总为江哥配了辆国产轿车——这辆轿车曾经是刘总坐的，为他们三个副总一人配了一辆摩托车和一台手机，四个副总在刘总手下均拿一千二百元一月，这在一九九三年的长沙，算得上是拿高工资了。我在单位上拿的工资和奖金加起来还不到三百块钱呢。“刘总会给我好多钱一个月？”一天上午，当刘总又坐着他那辆心爱的公爵王屁颠颠地离开后，我问何强。
“还没谈。”何强说。
这让我一听就有气：“你估计我会有好多钱一月？”
“你可能是拿四百那一档，也有可能是六百那一档。”何强说，心平气和的样子看着我。他当然可以心平气和，这个杂种。“开始都是拿四百元一个月。”何强又解释说，“现在我们公司严格地说，人还有多，但是我说你是我的大学同学，做事有头脑，刘总就没有吭声。另外两个副总介绍来的人，刘总都要他们退了。所以你要慢慢来，莫急。”
“我急他妈的急！”我骂了句，“你这杂种要多美言我几句。”
“那是当然的，我当然也想你好。”何强说，那神气好像我是他的部下一样。
七月份时，刘总接了一笔这样的业务，这笔业务是一家台湾老板准备在长沙市新开辟的芙蓉路旁投资建商城和写字楼。芙蓉路从北到南贯穿整个长沙市，是一条具有六股机动车道和两条非机动车道的大马路。早在一年前，台湾老板来长沙市考查时，面对长沙市的城市建设规划图，就选中了芙蓉南路这块地段，那时候芙蓉路还没修到这里来，但这里已被长沙市城市建设规划局划为红线区了。台湾老板在长沙市注册了一家名为鸿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招了几个人，让他们去拆迁这处地段的居民，但拆了半年也没有拆动。他们动用了红头文件，动用了代表市政府的国土局和公安局的人，还动用了法院的法官，但是这些拆迁户却抱成了一团，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他们提出的要求高出了政策好几丈远，是鸿泰房地产公司无法满足的。刘总把这个“单”接了下来，现在这笔业务就摆在我们面前，具体由何强和江哥负责。
“我不管你们怎么动脑筋，”刘总把我们十来个人招集到惠康美食城一起吃饭时，笑容满面地大声说——脸上布满了自以为是的猪气！
“三个月，”何强装作吃一惊的神气，他喜欢装这样的傻。“三个月，”刘总一挥手，摆出一副不能通融的样子。“台湾老板已经对这块地很失望了，打算另外找地方投资，我在台湾老板面前拍了胸脯，三个月后让他进场开工。”
“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沿街的这十六户搞定。”江哥总是在最后才说话，“其他拆迁户都用眼睛盯着这十六户，这十六户结成了一块铁板，我们现在要割开这块铁板。”
“要找到这十六户中的头，”刘总说，一脸愚蠢地笑着，还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要搞定他们的头，擒贼先擒王。别的话我就不说了。”他以为他是厅局长。
这是一栋青砖黑瓦的两层楼的房子，是六十年代建的那种两间搭一厨的居民房，住着十六户年轻人或中年人，个个都表现出一种态度，那就是拆迁可以，但他们要住在市内，而且都要两室一厅，并且对超出的使用面积不付钱。他们住的房子，建筑面积只有四十个平方，而目前建的两室一厅建筑面积都在五十几个平方，相差十几个平方，他们不愿付一分钱，理由是付了钱房子又不是他们的。第二，鸿泰房地产公司为他们选择的几处地方，他们都嫌远了，他们要求就近为他们找房，否则他们宁可与这幢青砖黑瓦的房子同归于荆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没法满足的，这两个条件都太高了，没有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可以承受。鸿泰房地产公司的人，曾把国土局、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搬来了，还开了两辆推土机，限定他们两个小时内把家具什么的搬出来，准备强行拆除这幢楼房。然而没拆成，因为这十六户人均搬出了煤气瓶和汽油桶，手上执着菜刀和打火机，准备与这幢楼房共存亡。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鸿泰公司的不敢，代表市政府的国土局和法院以及公安局（来维持秩序）来的人也不敢承担事情发生的后果，尽管东区法院已经下了强行拆除的判决书，但是这张盖着法院的大红印的判决书，在这十六户抱成一团的拆迁户面前等于是一堆废纸。这堆废纸现在就摆在何强的桌上。现在我们就在讨论如何让这堆废纸生效。
“我们只能用各个击破的政策，”何强瞥一眼这堆废纸，很来劲地讲着废话说，“现在我们要寻出突破口，找出为头的，只有摆平为首的，才能瓦解这十六户拆迁户。”
“问题是要找个人从中打听，谁是他们中为首的。”江哥不急不慢地说，“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齐心，人都是‘大难来了各自飞’，叫化子烤火往胯下扒。人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朋友都是假的。我在社会上玩了这么多年，我太清楚人的本性了。”
我觉得江哥后面这句话倒是说得他妈的真实。
江哥又说：“这十六户拆迁户，看上去绑成了一块，其实都是各人打着各人的算盘。”
何强领着我，一个一个的电话，把鸿泰公司的那几个曾经被这些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人请到了惠康美食城的大圆桌上，挑起了饲养员的重担。何强让服务员将他们胸前的玻璃杯盛满啤酒，又让服务员拿来几包三五烟，一人胸前放一包。“你们当时拆迁这十六户时，”何强端起酒杯同他们一一碰了杯后说，“一般是哪个同你们交涉拆迁的事情？”
“一个姓王的，”他们中的一人说，“这个姓王的是在社会上玩的，好恶，开口就是一副要砍人的模样，手上总是攥着一把菜刀，蛮不讲理。”
“还有哪个在这件事情上叫得比较凶？”何强又问，边侧着耳朵听着。
“另外一个是姓李的，是个三十几岁的青年哥哥，长着两只狼眼睛，瞪着你时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同关在动物园的铁笼子里的狼似的，也是一个整天在街上‘飘’的家伙。”他们中的另一个说，“有次我和穿着法院制服的一个法官，还有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公安干警一起走进姓李的家里，要把强行拆迁的判决书给他看，他走进厨房里把煤气瓶提了出来，要他老婆和女儿出去，说是要和我们同归于尽，法官脸都吓白了……”“还有谁？”何强继续说，昂着他那张牛屎样的脸。
“主要是这两个人，”他们中的一人说。
我们把姓王的和姓李的名字记在心上了，这两个人无疑是这十六户拆迁户的主心骨，要搬动这十六户人，就必须把这两根主心骨打断。我们开始着手调查这两个人的社会背景，研究他们的社会关系，看看这两个人的背后是不是有动不得的大人物。结果两人的社会关系都贫乏得让人没劲，居然没有一个是可以拿上台面说话的。姓李的倒是有个哥哥在一个什么单位当科长，但科长在长沙市可以用扫帚扫出几火车来！太普通了。
这一天，一脸蠢气但命很好的刘总自己开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公爵王来了，穿着花花公子衬衣，下面一条料子极好的裤子，手上拎着一个漂亮的金利来包迈下了车，脸上遍布着自命不凡的蠢笑（我非常讨厌这种自以为自己是人的笑容），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派头。
“开会开会，”他兴致勃勃地嚷叫说，“把问题扯一扯，开会开会。”
我们当时正聚精会神地在公司前的几株法国梧桐树下打牌和骂娘，边领略东南风的轻抚。这是一个有风的像是要下雨却又一直没下雨的阴天，气温在三十四度左右，室内比室外热。“就在外面开会，”江哥笑笑说，“屋里热，外面好舒服的。”
刘总喜欢开会的时候显得正规，喜欢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围着桌子发言，谈自己的建议。“到房里开会，”刘总说，“开会就要有开会的样子。”他说着就往办公室里走去。
江哥站起身，笑笑，对我们一招手，意思是没办法。我们自然就都一笑，往办公室里涌去。刘总已经很正经地坐在会议桌前了，脸上布满了狗屎样的庄重。我感觉做老板确实要摆出这副吃了狗屎的模样才行。刘总看了眼走进来的我，那种眼神是一种让我感觉不怎么舒服的眼神，好像我是一个没有地方吃饭，跑来寻食的狗似的。“刘总，”我叫了声。
刘总点了下他那颗自认为很重要的猪头（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个猪脑壳），吐个口什么烟，目光抛到走在我身后的何强脸上，“事情应该有眉目了罢？”他说。
何强笑了下，“刚才我们就在商量怎样搞。”
“刚才你们在打牌！”刘总望着何强指出说，但脸上还是笑了下。
“江哥说他有个朋友拍了胸脯，”何强坐下时回答说，望着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个朋友说他可以搞定王馒头罢？”
王馒头就是十六户里那个姓王的拆迁户，他是十六户人的主心骨，说话海天海地。我们要拆断这根骨头。
“你那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刘总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馒头是什么关系？”
“认得的关系，”江哥说，轻轻一笑，望着刘总，“长沙市只有这么大，在社会上飘的，又有点名气的人一般都面熟，扯起来又是朋友关系。”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刘总问，盯着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说，“就住在离他们那里不远的地方，长期牢房里进牢房里出，三十几岁的人了，有一半时间在牢房里，十六岁就开始吃牢饭了。”
他们谈了很多，讨论如何入手，我听着就跟开黑会一样。我在这样的黑会上始终插不上嘴，一是不认识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