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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涛从深圳回来了。八月里非常燠热的一天中午，我和何强在一家个体餐厅里吃饭，苍蝇在围着我们飞着，我们一边用手赶着苍蝇，一边吃着饭菜。一个涛涛从前的女朋友和另外两个男人走了进来，她看见了我。“你现在搞什么？”她问我，一脸张牙舞爪的形容。这个女人我也不喜欢，她那两片嘴唇总是满口做不到的大话，而且说话时还喜欢手舞足蹈，给我一种“张牙舞爪”的印象。我曾经劝涛涛少跟她玩。
“涛涛从深圳回来了，”她告诉我说，两只眼睛同老鼠样盯着我，“你碰见涛涛吗？”
我一听就知道她和涛涛谈起过我。“没见到，”我脸红了，“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有半个月了，”她说，“上个星期她打我的叩机，我们见了面，她要我跟她介绍事情做，我把她介绍给了做空调生意的王老板。”
“她没在深圳了？”我看着她。我确实不喜欢她这张老鸡婆的脸。
“涛涛说，那个老板把她做‘鸡’一样，今天要她去接待这个，明天要她去陪那个。涛涛的个性你是知道的，她回来了。”她手舞足蹈地说，好像我智力有问题而听不懂她的话似的。“涛涛身上有叩机，你要她的叩机号码不？”她不等我答就告诉我了号码。应该说她只是个嘴巴很留不住的女人，脸上对人也很有热情。
从餐厅里出来，我走到大街上，看着金灿灿的大街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何强把摩托车骑到我面前，“走吧，”他说，一脸他妈的关心我的相。“莫站在街上晒潮气罢。”
我当然就上了他的摩托车，两人就向办公的地方飚去。可是还没到办公的地方，我见前面有一家冷饮店就说：“我们到里面喝两杯冷饮。我请客。”
由于天热，冷饮店里尽是人，简直就没有空桌子。我买了两杯冰咖啡和两杯冰淇淋，我们在一处坐着两个小姐的桌前坐下了。
我望了两个小姐一眼，两个小姐也望着我们，何强对两个小姐一笑，“两位小姐都很漂亮。”何强厚着脸皮说，以为自己魅力无穷。
两个小姐瞥着他，何强又对她们一笑说：“我最喜欢同漂亮小姐一起喝咖啡了。”
两位小姐把目光移开了，何强这才收敛起他那一看见漂亮女人就泛滥成灾的笑容，对我说：“涛涛回来了，你跟她打个叩机不？”
他说着把手机往我面前一放。
我把他的手机拿开，“我不打，”我心里很酸，脸上的表情当然就很凄然。
何强睃了眼身旁的两个小姐，“我对涛涛的印象其实很不错，她很有头脑。”
我瞥了眼店堂里的其他人，吹起了口哨，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
“你吹这号忧伤的歌做什么？”何强说，摆出一副大哥哥的模样。这让我很讨厌。“一个男人最主要的是振作精神，什么东西都只是去经历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想。尤其对女人！我是从来不为女人着想的，那样很吃亏，也会活得很累。”
我仍然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两个姑娘喝完冷饮走后，何强望了眼向门口走去的两个衣着时髦的姑娘，对我说：“那个高点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埃”“我觉得你是在到处撒花，”我对何强说，“你身上现在有好多社会习气了。”
“你说得没错，”何强说，脸上却是那种恬不知耻的表情，“我们这样的人与江哥、刘总他们为伍，不表现出一种社会习气，表现出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反倒看你不起。你活得认真就会很累！事业是什么？理想是什么？只是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才去为理想折磨自己！理想终究只是一个梦，现在的人已经活得很现实了。现在的人才真正是现实主义者。”
“我懂。”我说。
“但是你还没有像我这样超脱，”何强说，脸上的表情居然有那么点得意的内容。
“你这杂种变化真的很大。”我骂了他一句。
“我觉得你活得太敏感了，”何强告诫我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弱点。你要明白！”
那天晚上，我很久没有睡觉，而是坐在沙发上抽烟，我心里想着涛涛，我想不通为什么她从深圳回来不跟我联系。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蓝蓝的，月亮弯弯一线。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我觉得我和江哥、何强是两种类型的人。我不能做到对女人无所谓的程度。第二天是发工资，发工资的是刘总的姨妹。我走进去时，江哥正好坐在桌前同刘总的姨妹说话。刘总的姨妹看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信袋，里面装着几张薄薄的钞票。
她把信封递到我面前，我接过信封，把里面的钞票拿出来，是四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刘总的姨妹表情麻木地将一个本子递上来，“你签个名，”她说。
江哥对她说：“你快点，我还要有事去。”
江哥在等着她报发票，她说：“是去玩麻将吧，有事去？”
“不是，”江哥又对我说，“天这么热，你还穿件长袖衬衣？”
我随便答了句，弯下腰签名。我在签名单上看见很多都是八百或一千元两个档次的，就我一个人是四百元薪。我心里很不舒厅的房子，以此解决他们两兄弟的住房条件。两套两室一厅是不可能的，现在新建的任房建筑面积都是五十几个平方，两套两室一厅不就是一百多个平方？那不大大超过了他们现在拥有的私房面积的两倍多吗？三十几个平方换一百多个平方，谁会换给他们？
我们只同意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或者他们两套一室一厅，但超出的面积，其中一套按国家政策以二百八十元一平方收，另一套必须是纯粹地从我们手上买，以一千元一个平方的价格买，这已经比外面的商品房又低两百元一平方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出钱，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房子。小儿子不愿意出一分钱，大儿子更是一分钱都没有，他的嘴巴目前还是寄放在那个寡妇家的。昨天傍晚，我和阿强、江哥走进这户人家时，小儿子正坐在前面这间房子的竹椅上看报，见我们进来，这个三十岁的男人脸上就布满了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不晓得，反正我要一套市内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他眼睛往上一翻，歪着头说，“你们给我的那套太远了，什么都不方便。”
“现在没有别的房子了，”何强说，“只有那里还有一套。以前给你一套雨花亭的你也嫌远了，结果别人要去了，这怪不得我们。”
“我反正要一套市内的住房。”他说。“我是住在城里，你们把我往乡里赶，没有这样的事。至于我哥哥，那是我哥哥的事，和我没关系。”
“你这个人蛮不讲道理啊！”江哥说，瞪着他。
“你们要说我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道理。”这个男人说，接着他不想再理我们地走出门，走到斜对面的街头上打街头桌球去了。
“真的要喊人搞死他，”江哥说，咬了咬牙，“这号鳖人可以这样蠢！”
“这是脑壳有问题的人，”何强说，“你喊人搞他等于是白搞。”
此刻大家又在讨论这件事情如何进行，总要把对策想清楚。我坐到一旁，点上何强递来的一支烟。我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一颗心却扑在涛涛身上。她从深圳回来，却不跟我联系，这让我这些天十分忧郁。我拿过何强的手机，何强问我干什么，我说同涛涛打个他妈的叩机玩玩。我嘴上说得很轻松，其实心里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这种紧张是他妈的怎么来的！我按了涛涛的叩机。
我手上握着手机，他们说他们的，我想着我的事情。不一会，手机响了，何强马上偏过头来瞧着我。“喂！”我声音竟有点嘶哑。
“请问是哪位打我的叩机？”涛涛的声音很好听地从手机里传进了我的耳朵。
“涛涛。”我恢复了本来的嗓音说。
“张军？”涛涛的声音有点高兴，“你怎么晓得我的叩机的？”
我说了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叩机一事，接着说：“你回来了都不跟我联系？”
对方沉默了。
“我以为你还在深圳发展呢。”我并不想挖苦她，但这话听上去的确有挖苦的意思。
对方还是一片沉默。
“你还好吗？”我开始弥补这句话的过失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见面？”
“我现在要去银行里有事。”她说，声音很好听，“下午你再打我的叩机好吗？”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她不是急着想和我见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方沉默了会说：“你下午打我的叩机再定好吗？”
我关了手机，看着盯着我的何强。我把手机递给何强，何强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她要我下午再打她的叩机。”
何强一笑，“那你下午再打她的叩机就是。”何强说：“你还是应该和她见见面。”
吃过中饭，大家聚在一起没事，就叫嚷着打牌，我自然就上了桌。这是那种三个打一个的玩法，反过来也是一个打三个。你赢了三个人就得把钱给你，你输了就得付三个人钱。这种玩法是从打双百分里演变出来的，取了个名字叫“三打哈”，这两年在长沙市的年轻人中很盛行，几乎替代了麻将。事实上它比麻将更有趣，也更技术，你必须记住每一张牌，你还得算出对方手上有什么牌，你出错一张牌就可能“垮”得一塌糊涂。我的牌打得很臭，我的手气也很臭。我的手是拉二胡的手，我的脑袋也只对音乐敏感，经常是一些音符在脑海里流动，数字概念向来就颠三倒四的，当然就玩他们不赢，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输了两百多。何强见我输得惨就对我说：“你莫玩了，你起的尽臭牌。”
“没关系，”我硬着头皮说。
我决心把自己输的钱赢回来，但是一个小时后，我把身上的四百多元钱彻底输光还不算，从何强手上扯的一百元企图扳本的钱，一不小心又落进了别人的口袋。“不玩了。”何强坚决的形容。
说。他倒不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