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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想回到家里，蜷缩在被窝里，把所有的压力都卸掉。可是我还要去见一位新的印刷商，我已经耽搁得太久了，我的摄影展都快要开展了。正想着，我等的那路车——M6路——终于进站了。
“运河站的下一站是百老汇吗？”我问道。昨天晚上，一辆M6路车随随便便就改了线路。曼哈顿的公共运输就是这么变化无常！
司机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男子，他冲我笑了笑，意思是让我放心。
我把钱币投进票箱，朝着第一排的单人座一屁股坐了下去。这些单人座仅供一位乘客坐，是纽约形单影只一族的最爱。过道对面，两个男人并排坐着，这车上除了我就只有他们两位乘客了。其中一个又高又瘦，是个美籍非洲人，手中拿着一本《现代圣经》。他热情地冲我打了个招呼，说：“晚上好！”另一个来自拉丁美洲，皮肤黝黑，蓄着一撮胡须，朝我眨了眨眼，算作问候。
我傻傻地笑了起来。
突然，这两个人和司机一起唱起欢快的黑人福音音乐来，一边还跺着脚。他们唱个不停。
“你们在一个唱诗班唱歌吗？”我好不容易才插空问道。
“噢，不，我们第一次见面！”
没多久，整辆车里就回荡着各种曲子。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用脚踩着节拍，跟着节奏晃来晃去，轻轻地哼着。
不可思议的是，汽车中途停了几站，可都没有乘客上车。于是，我就有幸成了这个即兴私人演唱会的听众。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以至于坐过了站，只好又往回走了好几个街区。
但是，当我微笑着从车里出来时，我感到一身轻松，心里很平静，很想拥抱这个世界。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边下车一边冲他们喊道。
想一想吧，如果全纽约市所有的公交车上都充满了歌声，那这个世界将会是多么的不同！
第四章：倾诉衷肠“不理想”先生的美德
詹尼弗·布朗·班克斯
对大多数女人来说，有一条没有明说的规则，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项使命便是寻找并抓住我们的“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我们要不辞辛劳，精挑细选，一旦成功，就要按照“美国梦”的模式，买一幢围着尖桩篱栅的房子，生儿育女，然后，当然就是“从此之后，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在找寻自己的“如意郎君”的无休无止的过程中，历经了多年的磨难与失误。最终才发现，原来“不理想”的对象也值得一谈。
我必须郑重声明，“不理想”先生不是人们所指的“笨蛋”先生。
“不理想”先生不会为了证明所谓的男性至尊地位而在行为上或感情上虐待女人——那种人我们把他们叫做“你给我滚出去”先生。
“不理想”先生不是呆在监狱度日的人，也不是那些其生活方式预示着他总有一天会锒铛入狱的人——我们把那种人叫做“最好离他远远的”先生。
然而，并非所有的“不理想”先生都不理想。在你找寻人生伴侣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漏掉那些能给你精神支持，能让你的时间过得有意义，能带给你欢乐和笑声，以及无价的人生经历的人。我把这种男人称作“暂时的如意郎君”。
我遇到过的“不理想”先生中，有一个仪表堂堂，一米八八的高个儿，聪明机智，深情款款，伶牙俐齿，风趣幽默，还很会惹人激动。我们是在工作中结识的。但他显然不是我所找的结婚的料，我心里有数得很。我们俩性格完全相反，又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因此，从结婚的角度来看，我把他当作“不理想”先生。我生性羞涩，严肃，满腹抱负。他是个“大众型”人物，天真率直，逍遥自在，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我是个天主教徒，而他不信教。我热爱古典音乐，而他喜欢迪斯科和打击乐。更不用说我们俩还差着好几岁。但是当我们走到一起时，他就成了“暂时的如意郎君”，我们一起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他教给我要及时行乐，少做打算，多经历点儿东西，每天都给自己找点儿乐子。我让他认识到诚实和同情的重要性，让他体会到简单的快乐——比如说在家中享受静静的黄昏——有多奇妙。
要是在多年前，我肯定不会在一个跟我相差万里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那时候我正背负着一项使命，在头脑中为合格的“如意郎君”应该如何说话、如何行事列出一张单子，并为了核对这张单子而搞得心力交瘁。我会根据这些标准来审视每一个可能的追求者，没有闯过这第一关的人就被早早地淘汰出局。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我懂得了如果我们能做个乐于接受的学生，生活就会教授给我们关于感情方面的十分宝贵的人生经验。我天生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我已不再找寻什么“如意郎君”，虽然我并没有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希望世上一定有这么一个人，希望终有一天他会找到我！而到那一天，我已经从与“不理想”先生共同经历的人生之旅中得到了短暂而又永远甜蜜如初的喜悦。
设想一下你一生中最棒的一天。然后设想一下，以这种方式度过一年中的365天。
——佚名
第四章：倾诉衷肠吉尼的奇遇
贝莉·阿拉德
吉尼的丈夫诺曼因为癌症而离开了人世。在他们42年的婚姻生活中，吉尼一直都是个贤惠的妻子。诺曼生病的两年里，她一直都在他身边照顾着他。诺曼一辈子都在铁路部门工作，因此，他退休后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旅行。而吉尼却恰恰相反，她对旅行充满了激情，只是一直未能如愿。有那么一次，他们开车去了佛罗里达州，可是他们刚到那儿，诺曼就想
开车回家。我听吉尼说起过，她在佛罗里达才刚去了一趟卫生间就不得不离开了。
诺曼去世后，吉尼不用呆在家中照顾人了，于是她说：“我要去浪迹天涯了。”而她真的说做就做了。她拿出了自己的退休金，游历了加拉帕哥斯群岛、非洲、中国、南美洲、斐济、英格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一个几乎从未离开过圣路易斯的老太婆来说，这还不赖吧！”过去吉尼常这么说。
吉尼的儿子跟他、他妻子和他的朋友们要坐木筏沿大峡谷顺流而下，历时八天。当他问吉尼愿不愿意加入他们一行人时，她的回答早在意料之中：“那咱们就走吧！”她从未做过木筏，甚至连游泳也不会，可她根本不管这一套。
我就是在那次木筏之旅上认识了吉尼：一个活泼快乐的70高龄的老人，她一直紧紧地抓着绳子，手上的青筋都暴露出来了。一路上，我们经历的各种刺激让她笑得合不拢嘴。大峡谷是一处陶冶性情的圣地，可是八天来，我所能记起的歌只是《惊人之美》的第一段。吉尼一点儿也不在意，她让我反反复复唱了一遍又一遍。一回到家，她就给我寄来了第二至第六段的歌词，“换换歌词也不错嘛”，她在信中写道。
两年后，吉尼得了胃病。她寻思可能只是旅行的路上吃得太多了。等到旅途结束她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没有做手术的必要了。她只剩六个月的时间了。
“妈妈，你剩下的日子想怎么过呀？”儿子问她。“小傻瓜，我想去旅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嗯，我想去巴黎。”
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到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家看望我们。后来他们去了得克萨斯州温暖的海滩，但是他们最终未能到达巴黎。吉尼知道她快不行了，她想回到圣路易斯，回到她跟诺曼曾一同居住过的家。
在去芝加哥做演讲的途中，我突然有种预感，我得在圣路易斯站一站，去看看吉尼。我给她儿子打了个电话，问他我可不可以第二天去。他的回答让我从头凉到脚。“您最好能快点儿。妈妈刚宣布，她决定明天死。”第二天是4月15日，吉尼觉得在收税日“罢工”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为这次行程戴上了有天使图案的耳环。中间嵌着天使的金耳环在我双肩上方晃来晃去。我想把所有能找到的天使都带在身边，跟我一起去看望吉尼。
在飞行途中，我发觉一只天使耳环丢失了。我和飞机上的乘务员几乎要把我的座位撕成两半儿了，可就是不见那只天使耳环的踪影。我一边摘下另一只耳环，一边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即使这耳环只有象征意义，可我还是觉得好像我的天使们抛弃了我。
等我到达圣路易斯的时候，吉尼头脑还清醒，只是身体很虚弱。晚期病人收容所的护士进来了，我们一起给吉尼洗了澡，换了被褥，又给她穿上了新的睡衣。当我抱着她那虚弱的身体时，我意识到我们应该给她准备寿衣了。可是吉尼一点儿都不难过，她把自己在人世的最后一天也看作一件头等大事。她看着她那浅绿色的被褥哈哈大笑，自嘲地说：“橘子色是时下最流行的颜色，我走的时候想时髦一点儿。”
护士走后，吉尼让我唱歌给她听。我又一次把她抱起，让她离我近一些，给她唱《惊人之美》那首歌里我所能记起的惟一一段。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你去芝加哥吧，演讲一定要做好！”我突然意识到，当我年事已高，回头看过来的日子时，我不想有任何后悔。我想让我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就像吉尼在她人生最后几年中所做的那样。
我离开她的房间时，她女儿交给我一个小盒子。“几天前，那时她还不知道你要来呢，妈妈就说，她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盒子里面躺着她最爱的一对金耳环。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我的耳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吉尼就是从这对金耳环里飞出来的天使。她不断地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