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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了。记住答应过我的话，要好好地对杨帆。”
“嗳！”然后他又问：“你现在到哪儿去？”
“回家。”我把燃了半截的香烟扔进山谷，说：“我感到很累，我想给赵一平烧一炷香。”
第33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1）
第六章 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
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蔡小田为我买了下午四点的车票，又买了些车上吃的食物，就忙着帮我回去取箱子。
坐在嘈杂的重庆火车站，我感到大病初愈后的一种更为深沉的痛苦。一个农村妈妈旁若无人地掀开了衬衣，小孩子眯着双眼贪婪地吮吸；一个老奶奶惶恐地牵着老爷爷的手，老爷爷背着乌黑的帆布包，尽显世事洞察；四个打工仔围坐在地上打牌，疯狂地叫骂，友好地分享着劣质的香烟；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坐姿优雅，懒懒翻阅着几张报纸；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妇，甜甜蜜蜜地嚼着话梅，惬意非凡地谈笑风生；一个不修边幅的青年，背着一个硕大的旅行包，双眼火热地盯着一张流浪地图；一个面露焦急的姑娘，不断翻查着手机，又不断向外张望；一个搬运工顶着旅人庞大的包裹，拨开层层重围往里挤……我和他们乘坐同一列火车，抵达同一座城市，却走向迥然不同的幸福或痛楚。
火车站张贴着杨帆最新的通缉令，两位威严英俊的警察，手持着杨帆的照片，向行人一一对照。此外还有几位神秘的便衣，游走如猎鹰。饶是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迫切地希望能再见杨帆一面——或许明天他们就会离开重庆，逃向苏州一个无人知晓的世外桃源，我们将永远无法相见。一时之间，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苍老无比。
但提来皮箱的只有蔡小田，我假装不经意地问了句：“杨帆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蔡小田尴尬地笑了笑，说：“小帆在睡午觉，我没有叫醒她！”——眼前的蔡小田已经被爱情的功利熏陶成龌龊小人。
火车载着疲惫的我奔向了久违的故土。透过污迹斑斑的窗玻璃，我看到日渐逼近的窒息黄昏下，稻田在朦胧的炊烟中静默。哐当哐当的声响刺激着我敏感的双耳，我体味到心的疼痛与处境的孤独。在这个世界上，我失去了最好的兄弟，失去了最爱的情人，更失去了最崇拜的偶像。以后的成功将不再有兄弟的酒杯，不再有爱人的温存，不再有偶像的赞许。我就在这种支离破碎的伤感状态里，被列车驮向了故乡的黑夜，驶向了我最原始的成长状态，我多想伏在那个放风筝的山坡上，放声大哭……
颠簸一夜，清晨抵达。麦子收获的金黄里，我仿佛看到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翠绿绿的麦苗扑面而来。不知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下，到底还埋藏着多少颗未曾生根的瓜秧，多少个未曾实现的梦想？母亲看着憔悴的儿子，不断唠叨着生活的琐碎；父亲面色凝重地吸着烟，他的思绪飘到我的工作问题之上。
我走过山坡，来到河畔，钻进山洞，爬上桑树。然后，我继续走过田埂，走过竹林，走过金黄的小麦，走过茁壮的玉米，走过繁茂的野草，走过馥郁的树林，走向赵一平崭新的坟墓。
赵一平的安息之地蜷缩在三座旧坟之间：上边是他奶奶，左边是他妈妈，右边则是他的爸爸。还记得儿时清明节祭祖，我常和赵一平到坟地上捡鞭炮，那时赵奶奶还没有死，赵大爷却已经悲观丧气。他先在儿子的坟前跪拜，又在儿媳的坟上磕头，一点都没有长辈应有的作风。然后便见他轻轻地摩挲着两坟上方的空地，对赵奶奶说：“把我埋在这里。”
后来赵奶奶先他而去，赵大爷将“风水宝地”让给了老伴，舍而求其次地指着三坟中间的一小块空地对赵二叔说：“把我挤在这里也好，挡风！”没想到今天，赵一平的骨灰，沉睡了赵大爷的最后一块安息之地。赵一平的坟就像一个畸形的椭圆，坟上的新土与三位亲人的旧土相依——他永远地沉睡在亲人的避风港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躺在赵一平的坟前，像用于祭祀的猪羊。微风呢喃，野草渐长，生活的孤独凄凉让我再一次想到永远这般沉睡下去。我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忙碌的蜜蜂，悠闲的蝴蝶，嗡嗡的蚊虫，狡诈的蟋蟀。透过这些类似的意象，我看到赵一平在阳光里奔跑，那只被我们加了十根尾巴的风筝，扶摇直长；我们“逮捕”蜜蜂，往透明玻璃瓶塞满鲜花，以期待第二天收获一大罐的蜂蜜；我们在炎炎烈日中赤裸脊背，在混浊泥浆中捡起可怜的小鱼，也拾起了恶心的蚂蟥；我们在河汊子里游泳，清凉的河水将酷夏的烈日阻挡在外，我们将刘义的裤头藏起来，坐等他歇斯底里的求饶；我们拿着自制的弹弓、神符、打狗棒，“浩浩荡荡”地前往鬼气凝重的古屋，却被一条小蛇吓得抱头鼠窜……
回忆成了不可再现的一阵风，不管我怎么叩击大地、挥刺天空、捣鼓河水，所有的经历都不会再来。赵一平永远离去，刘义外出打工，其他快乐的载体都被生活的困境吹拂得支离破碎。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我沮丧。
回来的路上我遇到刘伯伯，他对赵一平的死唉声叹气良久，又对赵大爷、赵二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当我问到刘义的情况时，刘伯伯马上变得兴奋异常，他说：“你们三个一块长大，我崽不喜欢读书，我就常拿你们俩作榜样骂他。可他却偏不听，一心只想趁早找份工作。我说：‘你没文化咋工作？’他却说：‘文化是狗屎，越学得多吃的屎就越多！’于是就退了学到县化肥厂去打工。后来你们考上了重点大学，我又骂他：‘文化是屎？小峰和一平吃屎吃进了大城市，你不吃屎怎么还待在这旮旯儿？’我也就想骂他，我和崽他妈都是农民，我崽在化肥厂挣五百块钱一个月也知足了。没想到我崽竟赌气和化肥厂的两个人走了，我和崽他娘急啊，到县里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却都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崽被人骗了，谁知三个月后崽却打电话到村上，说自己到浙江找了份工作，还给我寄了一千块钱！”
“那他干的什么工作？”我颇有兴趣地问。
“不晓得。前年他给我寄了八千块，去年是一万，家里欠的钱也还清了，我就叫崽别太节省，不要把钱都寄回来了。我说这出门在外的，要多买几件衣服打扮打扮，多吃点好东西长好身体。谁知崽却说他有钱，说还有一半的工资都没寄回来，他现在都有手机了，还有女朋友……我高兴啊，小峰，你们还在读书，经常往家里要钱，但我家的崽儿都能往家里汇钱了。我算了算，崽的工资至少有这个数。”说着刘伯伯不无骄傲地竖起了两根拇指，继续叹道：“今年春节你们都没回来，但我崽却回来了，穿得，啧、啧，就跟镇长差不多，抽的烟都是十五块钱一包的！什么派头？啊，我养这个儿子也不白费！我可知足了，崽寄回来的钱我也不乱用了，我给他存在信用社，到时他结婚我要请一百桌，哈哈，一百桌……”
刘伯伯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问：“刘义手机号多少？我有空得向他请教请教。”
刘伯伯突然灵机一闪：“对呀，你现在找到工作没有？”我尴尬地说：“暂时，还没有合适的……”
“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第34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2）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