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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一个鼓励梦想的教育，中国也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像美国的卡尔·萨根那样，以一个著名科学家的身份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科普作家和教育家。卡尔·萨根之所以被誉为“20世纪最知名的科普作家和教育家”，是因为这位有着灿烂笑容的科学传播者用他最美妙的语言打动了无数颗幼小的心灵，多少人的梦想就是在卡尔·萨根那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形成的。美国《每日新闻》曾这样评论萨根：“他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也就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另外，我认为卡尔·萨根还有第四只眼睛，就是在他那充满离奇诱惑的眼神中，构成了一个个梦想的诞生。当我们的青少年只知道崇拜周杰伦、F4的时候，在美国居然连卡尔·萨根高领毛衣外套皮夹克都成了年轻人所效仿的对象，“这份崇拜来自于他宣讲的科学和他宣讲科学的方式。他谈论的所有关于科学的题目都那么有趣，他看上去生机勃勃，他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印象，他使科学充满吸引力，甚至他还给科学涂上了一层时尚的色彩———既然年轻人是爱赶时髦的。但他改变的仅仅是科学的表面，他把科学的内涵原本而准确地告诉给公众，结果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明星，被美国青少年评为十大聪明人之一。”
“ 在我们的经验里，歌星影星才有追星族，科学家的面孔是严肃的，他们的事业是神圣的，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因此他们是寂寞的。前几年不是总在说一个故事吗：一位歌星和一位科学家同时抵达某市，结果歌星被追星族簇拥着，科学家则备遭冷落，甚至追星族们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名字。”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科学家，所以当一个歌星和科学家站在一起的时候，科学家被冷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用不着为此而感慨什么。
没有诱梦的环境，自然就不会做梦，而不会做梦的人，自然就缺乏创造力，而一个缺乏创造力的人自然就只能是一个跟随者，这是一种铁律。
大家知道，为了鼓励中国科技人员能有更多更杰出的创造发明，中国从1989年起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从1999年开始改为每年颁发一次。但令人关注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已经连续四年出现了一等奖空缺的现象。另外在已经评出的“2002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果”和“2002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果”中，在前者十项成果中只有一项是有中国人参与的项目，而在后者中，没有一项是具有中国人自己创造发明的原创性成果，这所谓的十大成果都是跟随西方科技脚步的产物。科技界已经对此发出了惊叹。很多人在分析其中的原因，其中科研经费的严重缺乏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据我所看到的一份1998 年的统计数字表面，中国科学院每年人均科研经费是3000美元，而台湾科研人员的经费是60000美元，也就是说，台湾一个科研人员每年的科研经费要比大陆的高出20倍！ 大陆很多科研机构连正常的生存都困难重重，因此也就谈不上专心致志搞科研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董光壁教授早在几年前就说道：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空白……表面了中国科学水平在下降，意味着中国科学事业的危机。原因何在？中国科学家的智力水平低下吗？不！ 是中国科学政策出了问题。这问题主要是过于偏重科学的实用价值。这种偏向不是一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吴大猷先生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呼吁了几十年，没有得到来自政治的反响。
现在中国经济不发达，要求科学家为推动经济发展作贡献无可厚非。但以降低科学水平为代价争取经济增长未必明智。不仅利用别国成熟技术的后发优势将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丧失，甚至由于科学水平差距拉大利用公共科学原理发展技术的机会也会落空。科学不只是人类适应生存的手段，更是人性本质力量的反映。发展科学是成就人性的一个及重要的方面。 …引自《书摘》1998年4期
第八章 梦想与创造力，不可灭杀的人之慧命扼杀创造力
中国的实用主义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所付出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是急功近利的。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形而上的精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在中国的，因为相对论换不来一个养鸡场或是一条制造帕萨特轿车的生产线，中国人要求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是实用的、物质化的。陈景润之所以出名，实际上根本不是由于他算出了什么“歌德巴赫猜想”，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获得了世界数学界的认可，仅此而已，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歌德巴赫猜想”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们不会认为陈
景润做出了“歌德巴赫猜想”是体现了一种人的形而上的思维本质力量，而是他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为咱中国人赢得了面子。至于陈景润计算出的是“歌德巴赫猜想”还是“巴歌啼叫猜想”，这与我们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近几年来，我之所以不再从事为中国企业做策划的事宜，其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国的很多企业缺乏信誉，他们在获得了你为他付出的辛劳并大获益处之后，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你报酬；二、中国的企业家缺乏真正的品牌意识，他们根本就无法容忍一个品牌的构成需要一个打造过程，他们花出去一分钱恨不得马上就要赚回一百块。这很像我们的中国足球，换教练就像大款换“小蜜”一样频繁，聘用一个教练必须在短时期内冲进世界杯或者获得甲A冠军，因此往往等有些洋教练连时差都还没倒过来输了两场球就“下课”声四起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太长久的规划，领导们只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有所业绩以便能当上更大的官，所以“短、频、快”就成立中国的一大特色。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的创始人王选先生指出：“……只有一个集体长期多年积累的奋斗，加之出类拔萃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批努力奋发的人才，才可能在国际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成果。” …引自《书摘》1998年4期
一个本身就缺乏形而上精神的国家，再加上急功近利的短视症，我们无法突现有创造力的世界性贡献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而且我认为更要命的是，当原先一代人渐渐老去，当后一代独生子女为代表并从应试教育的强化模子里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他们是否拥有超越他们前辈的创造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承认，这一代人比老一代拥有更多的知识和视野，但在人性上却比上一代人脆弱很多，而且他们的“成功”之路往往也是消融他们自身的过程。为了写这本书，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最多的是这些学生自己写的文章，令我非常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活得非常压抑，他们大都是在一种被剥夺自我的状态下生活着，麻木与消极、悲观与厌世是其共同的特征。在这些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谁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信念，个个似乎都在期待着尽快完成父母和学校予以他们的目标 考上大学，似乎考上大学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真的怀疑，如果这真的是这一代人普遍心态的话，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不仅如此，我们不仅用应试教育的模式把所有人捆绑到了一辆战车上，而且我们应试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扼杀个性和想象力的教育。一个叫洪兰的台湾人，他九十年代以前一直在美国教书， 1990年他回到台湾教书，而他的孩子也同时回到台湾读小学，然而，麻烦便开始出现了：
1991年我回台湾教书，我的孩子插班去读小学三年级。第一次月考时，满堂红，全部不及格。令我惊讶的是，他对考试不及格忿忿不平，认为问题不在他而在老师。我把卷子拿来细看，发现标准答案非常死板，完全不让孩子有想象的空间。例如，自然科的考卷中有一道问题：蚯蚓喜欢生活在（1）沙滩（2）大树下（3）菜园里（4）水沟中。标准答案为（3）菜园里，但事实上任何阴湿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蚯蚓。我儿子选了（2）大树下。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家，后院有棵水蜜桃树，每年夏天果实累累，常来不及吃就掉下来，在地上积起厚厚一层烂桃子，因此大树下真的有无数的蚯蚓在那里钻动。所以儿子很自然地就选了大树。数学没及格的原因是他做除法的方式与台湾老师所教的有一些不同，答案是对的，但是写余数的方式台湾与美国的写法不一样，老师全部给他半对，扣去一半的分数。
孩子心中一直忿忿不平，认为老师不应该扣他分，因为他认为只要他会做，得到同样的答案，用什么方式应该是他的自由。在往后的三年里，他的这个想法给他带来极大的苦头。因为他一旦学会一个方法，便会始终用同一种方式去做题目，每次都想找捷径，尝试新的方法。对标准答案他也很不能接受，常去找老师争辩，最后的结果是老师不喜欢他，同学也不喜欢他，上学变成很痛苦的事。他开始逃学，发展成身心症，一上学就生病，不上学就好好的，闹了很多年，最后回到美国学校上课才解决。
这件事令我对创造力开始深思。在大学课堂上，我常对大学生的被动与听话感到惊讶，现在我知道其来有因；他们从小将被训练成这样，只有熟背标准答案的人才能通过层层考试的关卡，进入国立大学就读。每次看到埋头猛抄笔记，对老师的话全盘通收，对书本的看法更是深信不疑，我就感到很忧心……
所以我开始寻找有关创造力的思考方法的书，想把它引介到台湾来，因为在现在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