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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不知道木柴放在何处？就说：“放在厨房” ，刑警生气地说：“根本没放在那里，放在淋雨的地方，”我说：“放在庭院里的”，刑警说：“答对了”，不过，在自述书上倒没有这样记录起来，他们似乎只写：我知道甚兵卫的庭院堆有燃烧的木柴，我就走到那边用右手拿一根木棒，因为走到房门口时，门刚好打开来，我说：“晚安”后就走进去。感受完全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大体意思相似，写完自白状之后，他们说：“我们将上述的话速记起来了，你用拇指捺上表示签名。 ”
关于凶器的问题，刑警曾经带我到甚兵卫的庭院去看堆积的木柴，他一面问我：“使用那一根呢？”因为我实际上没有犯刑，所以，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刑警又说：“不是这一根吗？好好想一想看，”接着就拿一根木棒叫我仔细瞧瞧，从大小方面说，刑警似乎早就注目这根木棒了，“我想就是这一根木棒！”于是，这根木棒就成为正式凶器。当我向刑警说，木棒上没有血迹和毛发时，刑警就说：“死者的伤处没有出血，他的头部光秃秃像花瓶一样，当然没有毛发，这样最好不过了，倘若外出血的话，那么，这根木棒上恐怕就必须涂上相同血型的血液！”当我说：“这根木棒上没有我的指纹啊！”刑警就说：“木棒这样杂乱的树皮上很难留下指纹的。”于是，他就用布把这根木棒包起来当做证据。
然后，他问：“你跟甚兵卫坐在怎么的位置上呢？你怎样杀他呢？”我迫不得已地说：“右手握着木棒，甚兵卫听我说要偿付二百万元时，就走了出来，接着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脱鞋向他后面走去用木棒敲他的头颅。 ”
刑警就说：“没有这回事。他走出来迎客，又拿出坐垫让你坐，因为你说要付出二百万元，他准备要拿纸出来包，你就站起来从后面敲打他，这样才不会错的。因为客人来了，他一定会拿出坐垫来。虽然现场没有放置坐垫，那恐怕是你在行凶之后，为了不让人知道有客人来，所以把坐垫挂到墙上吧？”我也只好说果然如此。刑警说：“那么，你就把刚才的情况依照顺序说出来吧！”当然，我也照说一遍。
其次，刑警问我：“敲打几次呢？”我回答说一次，他说：“不可能只有一次的，哪会一次就能把人打死的呢？到底你打了几次呢？ ” 我说：“ 我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有五、六次吧。”刑警很奇怪地说：“打六、七次太多了，如果这样打一定会出血的，大概打三次吧？你既然记不大清楚，那就说打三次好了，”他好像教小孩子那样地告诉我。接着，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用木棒敲打三次，就可以完成解剖报告书那种伤了。 ”
最后，我也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我夺去手提箱之后，在路上用石头敲开，从中拿走借款收据，至于：“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错误，也是刑警教我怎么说的。
最后，我说往车站方向走，同时把手提箱丢在左边的池塘里去。他说：“不是这样，你再仔细想想看，”因为池塘只有两个，他改正说：“那是右边的池塘。 ”
如果手提箱拈有真犯人的指纹时，那就可以帮我的忙了。但是，调查员说池塘发现的手提箱沾满泥水，故无法确认指纹，这实在可惜。根据刑警指导下叙述出来的自招，说我很有计划地把手提箱沾上泥水。
总之，刑警当初对我说：“如果你能自己招认，就会让你赶快回家，并且会向推事要求以下起诉处分，因为我们很同情你的动机，准备尽可能帮你忙，”因为我一心一意想早些回去，所以，我就落入刑警的圈套了。
虽然我很快地离开警察局，而后被送到拘留所去，但是，刑警却以恐怖的脸对我说：“你在推事面前也得将刚才的话说一遍，如果说错时，那就得被起诉了，同时，你又会被带回到警察局，”
接着，他又威胁说：“如果你在法院里翻供，我就要设法向你用刑了，你可要记住啦。”
在推事的调查里，我很害怕地供出在警察局那种不自由下的招供，目的是为了想早些回家，以及获得不起诉处分，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才决心供出真状。
原岛阅读植木寅夫的新供述以后，暗忖在遭受刑警威胁下的供词里，虽然有些过分的表现，或者也有这种情形的。当他阅读最初那篇供词时，虽也觉得经过很自然，但当他看到新供词时，也觉得不会不对的，因为在刑警界里诚然还有这种坏习俗。虽然不知真象究竟如何，但站在辩护人的立场说，也不能忽视新的供词。
然而，在推事的起诉状里，则不承认新供词，而采用警察局的自供为真实凭据。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凡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情况下造成的自供，以及在不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之中的自供不能当做证据。
利用欺骗而得的讯问，或用利益诱导而得到的自供都缺乏信任性，故不容许将它当做惟一的证据来判定犯罪的事实。
所以，法庭也有许多理由可以主张被告无罪，但在警察局里却有彼威迫的自白，于是，物证或第三者的证言就成为重要的旁证了。如将其性格加以分析的话，则有直接与间接的证据，间接证据也叫情况证据。
植木寅夫的犯罪情况是：他曾向甚兵卫高利贷借款，后来不但偿还困难，而且当对方要拿他的土地与建筑当担保品时，植木就怀有杀意，这就成为情况证据了。此外，在行凶时间方面也能吻合。他九点多钟离开万牌庄，十点多钟回来，当时玩麻将的中田、前田、西川和柴田，以及“万牌庄”的老板等也可以做证，这也是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
植木离开“万牌庄”不久，中村是也就从厕所的窗户里看见他的形影，这也是证言。不过，中村倒没有目睹植木走进甚兵卫的家行凶的现场，只是看见植木走向死者的家的形影，这种证言并非直接证据，而系一种间接证据。
物证就是木棒与池塘里找到的手提箱，这只手提箱是甚兵卫家里遗失的东西，它系被调查员在附近池塘里找到的。不过，木棒与手提箱上都没有找到植木的指纹。诚如前述，从手提箱上找不到任何指纹了，至于木柴的问题，根据警察的调查记录说：问：“你用木棒猛击甚兵卫的头部吗？”
答：“那根木棒也是当柴燃的。”
问：“其长度如何？”
答：“大约三十公分左右。”
问：“那是放在哪里呢？”
答：“它放在甚兵卫家的庭院！我很早以来就想用它来杀他的。”
问：“那么，你从前就知道那个地方有木棒了？”
答：“是的。”
问：“行凶之后，那根木棒怎么样呢？”
答：“我把它放在原处。”
问：“那么，如果你回到放木棒的地方，你能认出行凶的那根木棒吗？”
答：“如果没有人把它烧掉或移动它，我想可以认得出来的。”
问：“次晨发现尸体后，立刻通知警察来，所以现场才能被保持。但你能认出现场吗？”
答：“如果到现场去，我想认得出来的。”
结果警察带着嫌疑犯到现场去查证：
嫌疑犯到了甚兵卫的庭院里，当他看见那一堆烧柴用的木棒时，就用手指着上面第二根说：“我就是用这根木棒的。”
调查员就戴上手套把那根被嫌疑犯指出的木棒拿出来，然后把它交给嫌疑犯的右手，叫他试握看看，接着要他连挥五、六次，他说：“就是这根木棒不会错的，刑警先生，自己用过的东西拿在手上时，就能感觉得出来的。”
接着，他又指着木棒上的皮块说：“我曾经看过这个皮块，我一拿到手上时就看见了。”
然后，他又说：“刑警先生，这根木棒上留下我的指纹，请你检查看看，那时我用力握得很紧，而且握的时间很长，我想一定有留下我的右手指纹。”
总之，他的态度非常合作。植木寅夫在调查的时候表现积极的合作，看起来有点像对刑警表示谄谀的态度。
原岛在繁忙之中到警察局去拜访调查课的股长，要求查看尚未读过的调查记录。这个调查系自中村是也在厕所窗户里看见植木的形态之后，警察局就只逮捕植木寅夫一个人，而且，植木被逮捕之后，就立刻自己招认一切，刑警在轻松之下立刻送往法院去。
“原岛先生，被告似乎在翻供，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因为股长总以为原岛只是植木的公定辩护人，所以，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对被告的不满：
“警察局方面绝对没有做出为难对方的调查方式，当然，警察更不会向他说一大堆傻话，例如自首以后可以早些回去，拜托推事给你不起诉，或者威胁他说如果翻供时会受刑等……因为植木被捉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简单地将杀害甚兵卫的状况，如何进入死者家里谈话，如何杀死对方的经过侃侃而谈，关于使用凶器的情形，也诚如调查书上记载的状况，他本人一面说这根木棒，一面握在手上挥打五、六次，以上的情况不会错的。何况，他又说上面可能具有指纹，不妨也要刑警调查看看，他滔滔不绝地说出来……”。
本来，在嫌疑犯人中也不是没有人为了要求警察合理的待遇，早些被送往拘留所，于是乃迎合调查员的意思，接着又在法庭上翻供，认为是受到警察的威胁而招供的，这是嫌疑犯人有计划的叙述。植木寅夫也是这种情况。
同时，如果植木真有迎合的态度时——事实上，从他的样子上看来就有这种情形——他第二次招认的内容，想要早些回家，以及不起诉处分，于是就对刑警那一套诱导的话相信不疑了。为了使刑警的推断顺利起见，自己毫无保留地招认出来。
因为判刑的日子快来了，原岛就暂时抛开其他的辩护案件，而特地前往拘留所看植木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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