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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勇敢的。”
“不，”她说。“不过我很想做个勇者。”
“我不是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在外边混了这么久，也认识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的成绩只能达到两百三十，再努力也不行。”
“击球的成绩两百三十的球员是什么样的人呢？听起来挺神气的。”“哪里。从玩棒球的人来说，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击球手。”
“不过还算是个击球手啊，”她逗着我说。
“依我看，你我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我说。“不过你是勇敢的。”
“我不是。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
“我们俩都是勇敢的，”我说。“我喝了一杯酒就很勇敢。”“我们两人都满好，”凯瑟琳说。她走到镜橱边，拿出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杯子给我。“喝杯酒吧，亲爱的，”她说。“你的态度很好。”“我不是真的想喝酒。”
“喝一杯。”
“好。”我在喝水玻璃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口喝干了。
“这很伟大，”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英雄喝的。不过你也不必过分。”
“战后我们上哪儿住去呢？”
“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痴想战事会在圣诞节结束。但是现在我要等待我们的儿子先当上了海军少校再说。”
“也许他还要当上将军呢。”
“倘若是百年战争的话，他来得及在海陆两方面都试一试。”
“你不想喝杯酒吗？”
“不。酒总是使你高兴，亲爱的，但只叫我头昏。”
“你从来不喝白兰地吗？”
“不喝，亲爱的。我是个很老派的老婆。”
我伸手到地板上去拿酒瓶，又倒了一杯酒。
“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们吧，”凯瑟琳说。“或者你看看报等我回来。”
“你非去不可吗？”
“现在不去，过一会还是得去的。”
“好的。还是现在去吧。”
“我等一会儿再回来。”
“那时我报就看完了，”我说。
那天夜里天气转冷，第二天下起雨来。我从马焦莱医院回来时雨很大，赶到房里，浑身淋湿了。在我楼上的病房里，外边阳台上雨沉重地下着，风刮着雨，打在玻璃门上。我换了衣服，喝了一点白兰地，但是白兰地喝起来没有味道。当天夜里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早饭后竟然呕吐起来。“没有疑问，”住院医师说。“瞧他的眼白，小姐。”
盖琪小姐看了一看。他们拿面镜子叫我自己照。我的眼白发黄，原来是黄疸病。为这黄疸，我病了两星期。所以我便没有和凯瑟琳一起过“疗养休假”。我们本来计划到马焦莱湖上的巴兰萨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那儿一定很好玩。那儿有散步的幽径，可以在湖上拖钩钓鳟鱼。那地方比施特雷沙好得多，因为人少一点。施特雷沙和米兰的交通非常方便，总会碰上熟人。巴兰萨那边有个好村庄，你可以划船到渔夫住的那些小岛上去玩，其中最大的一座岛上还有一家饭馆。但是结果我们没有去成。有一天，我因为黄疸病躺在床上，范坎本女士走进房来，打开镜橱，看到了里边的那些空酒瓶。我曾叫门房拿走一批空瓶，准是给她碰到了，因此跑上再来搜查一下。瓶子大多是味美思瓶、马萨拉葡萄酒瓶、卡普里酒瓶、吉安蒂酒瓶和一些科涅克白兰地瓶。门房先取走的是大一点的瓶子，是装味美思和那种用稻草包起来的基安蒂酒瓶，还剩下些白兰地瓶子预备等一下再拿。范坎本女士搜查到的正是这些白兰地瓶子和一个狗熊形的瓶子，里边装着莳萝利口酒。狗熊形的瓶子特别叫她光火。她把它拿起来看看，这狗熊是蹲着的，前爪向上，玻璃熊头上有个瓶塞，底部粘着一些玻璃珠。我大笑起来。
“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用这种狗熊瓶装。是俄国的产品。”
“那些可不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本女士问。
“我只看得见一部分，”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擅自喝酒有多久了？”
“这都是我自己买了带回来的，”我说。“我时常有意大利军官来探望我，不得不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不喝吗？”她说。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莳萝利口酒。”
“我打发个人来拿走。你的空酒瓶都在这儿吗？”
“目前只有这一些。”
“可我还在可怜你的黄疸病哩。怜悯用在你身上是白搭。”“谢谢你。”
“你不愿意上前线，倒也难怪。不过故意纵酒来害上黄疸病，那未免太不聪明啦。”
“你说我故意什么？”
“故意纵酒。你明明听见的嘛。”我一声不响。“除非你还能找到什么别的借口，你这黄疸一好，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这自己促成的黄疸病使你有资格享受疗养休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自己生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
“没有，但是这种病人我倒见过不少。”
“你发觉这种病人好过吗？”“总比前线好一点吧。”
“范坎本女士，”我说，“你可曾听说有人因为想逃避军役而自踢阴部？”
范坎本女士不理睬我这个实际问题。她只好不睬，要不就得离开房间。她不愿意走开，因为她素来不喜欢我，现在正可趁机编派我一顿。“我倒知道有好些人，为要逃避上前线，故意叫自己受伤的。”“问题不在这里。故意叫自己受伤的人我也见过。我问你的是：你可曾听见有人因为想逃避兵役而自踢阴部？因为这种感觉与黄疸最相近，依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经验。所以我问你生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因为——”范坎本女士走出房去了。后来，盖琪小姐走进来。
“你对范坎本说了什么来着？她气坏了。”
“我们不过在比较各种感觉。我刚刚要说她没有生小孩的经验——”
“你这傻瓜，”盖琪说。“她要你的命。”
“她已经要了我的命，”我说。“她取消了我的休假，不如索性让她叫我上军事法庭吧。她太卑鄙了。”
“她一直不喜欢你，”盖琪说。“到底吵什么啊？”
“她说我故意纵酒促成黄疸，免得回前线。”
“呸，”盖琪说。“我来发誓说你从来没喝过酒。人人都愿意发誓证明你没喝过酒。”
“她已抄到了酒瓶子啦。”
“我不是十遍百遍叫你把那些瓶子清出去么？现在瓶子呢？”
“镜橱里。”
“你有没有只手提包？”
“没有。把瓶子装在帆布背包里吧。”
盖琪小姐把瓶子装在背包里。“我拿给门房去，”她说。她朝房门走。
“等一等，”范坎本女士说。“瓶子交给我。”她早把门房喊来了。“请你拎着，”她说。“我打报告的时候，要给医生看看。”
她沿着走廊走去。门房提着背包跟着。他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除了失掉休假以外，倒没有什么别的事。
我回前线的那个夜晚，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只座位。火车定在夜半开出。列车先在都灵编好，开到米兰约在夜里十时半左右，就停在车站里，等到午夜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开到米兰就上去抢。门房拉了一个在休假的当机枪手（原来的职业是裁缝）的朋友作陪，两人合作，总可以抢到一只位子。我给了他们买月台票的钱，行李也交他们带去。我的行李计有一个大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午后五点钟左右，我向医院人员告别，走了出去。我的行李放在门房的屋子里，我告诉他说，我快到半夜时到车站去。他的妻子叫我“少爷”，这时哭了。她揩揩眼睛，跟我握握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以往给我补东西，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笑嘻嘻的脸，一头白发。她一哭起来，整个脸就好像碎了一般。我走到拐弯上一家酒店里去等，望着店窗外。外面黑暗，寒冷，又有雾。我付了我那杯咖啡和格拉巴酒的钱，借着窗口的光，张望着外面走过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张望了一下，看见是我，便笑一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沿着人行道一同走过那些酒店，穿过市场，转上大街，穿过一道拱门，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里，教堂显得又白又湿。我们跨过了电车轨道。我们的左边是店窗明亮的铺子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罩着一层雾，当我们走到大教堂跟前时，教堂显得非常宏伟，石头的墙壁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朝前走。前面一个石扶壁的暗影里，站有一位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走过他们的身边。他们正紧挨着石壁站着，士兵用他的披肩裹住了她。
“他们像我们一样，”我说。
“没有人像我们，”凯瑟琳说。她的口气可不是指快乐的方面。“我希望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
“这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吧。”“这也难说。人人总得有个地方可以去才好。”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去，”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走过那教堂了。我们跨过广场的另一头，回头望望大教堂。它在雾中的确很美。我们正站在皮货铺前。店窗里放着马靴、一只背包和滑雪靴。每件物品单独放开陈列着；背包摆在中间，一边放着马靴，一边放着滑雪靴。皮呈暗色，给油敷得像旧马靴一样光滑。电灯光把这些暗色的皮件照耀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两个月后缪伦在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我们就上那儿去吧。”
“好的，”她说。我们走过别的店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去就抄这条近路，”我说。那是一狭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里有许多人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