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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用绑腿布，但是帕西尼现在可只剩一条腿了。我动手解下绑腿布，在解的时候，发觉已不必再绑什么止血带，因为他已经死了。我摸了他一下，可真是死了。还有那三名司机得找一找。我坐直了身子，这一来才觉得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像洋娃娃会转动的眼睛后面附着铁块，它在我眼珠后面冲撞了一下。我的双腿又暖又湿，鞋子里边也是又湿又暖。我知道我受了伤，就俯下身子去摸摸膝盖。我的膝盖没了。我的手伸进去，才发觉膝盖原来在小腿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当时又有一道照明弹的光很慢很慢地往下落，我看看我的腿，心里着实害怕。噢，上帝啊，我说，救我离开这里吧。不过我晓得还有三个司机。本来一共是四个。帕西尼死了。剩下了三个。有人从胁下抱起我来，又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
“还有三个，”我说。“一个死了。”
“我是马内拉。我们出去找担架，找不着。你可好，中尉？”“高迪尼和贾武齐在哪儿？”
“高迪尼在急救站，在包扎中。贾武齐正抬着你的腿。抱牢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厉害吗？”
“在腿上，高迪尼怎么啦？”
“他没事。这是颗大型的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掉下，他们俩都扑倒在地上，把我扔下了。“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抱牢我的脖子。”
“可别把我再摔下啦。”
“那是因为我们惊慌失措了。”
“你们都没受伤吗？”
“都只受了一点点伤。”
“高迪尼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我们到急救站之前，他们又把我摔下了一次。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我们以后不敢了。”
在救护站外，我们这许多伤员躺在黑暗中的地面上。人家把伤员抬进抬出。包扎站的幔子打开，把伤员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的灯光。死去的都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肩膀上，一身是血，活像屠夫一般。担架不够用。伤员中除了少数在哼叫外，大多数默然无声。在包扎站门上作为遮蔽物的树叶子给风刮得沙沙响，黑夜越来越寒冷了。时时有担架员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接着又走了。我一到包扎站，马内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他给我两条腿都扎上绷带。他说伤口上的污泥太多，所以血并不流得太厉害。他说等他们一有空就来医治我。他回到里边去了。马内拉说，高迪尼开不了车子。他的肩头中了弹片，头上也受了伤。他本来不觉得怎么样，现在肩头可绷紧起来了。他正坐在附近一道砖墙边。马内拉同贾武齐各自开车运走了一批伤员。幸喜他们俩还能开车。英国救护队带来三部救护车，每部车上配备有两个人。其中有一名司机由高迪尼领着向我走过来，高迪尼本人看去非常苍白，一副病容。那英国人弯下身来。“你伤得厉害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钢框眼镜。“腿上受了伤。”
“希望不至于很严重。来支烟吧？”
“谢谢。”
“他们告诉我说你有两名司机不中用了。”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领你来的这一位。”
“真倒运。你们的车子由我们来开怎么样？”
“我正有这个意思。”
“我们一定很当心，事后原车送回别墅。你们的地址是206 号吧？”“是的。”
“那地方挺不错。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对。”
“我是英国人。”
“当真？”
“我是英国人。难道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我们有支部队里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说。
“我们一定十分当心，”他挺直了身子。“你的这位司机很焦急，一定要我来看你。”说着他拍拍高迪尼的肩头。高迪尼缩缩身子，笑笑。英国人突然讲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见过了你们的中尉。你们的两部车子由我接管。你们现在不必操心了。”他又转而对我说：“我一定设法弄你出去。我找医疗队的大亨去。我们把你一道运回去。”他朝包扎站走去，一步一步小心地走，怕踩在地上伤员的身上。我看见毛毯给揭开，灯光射出，他走了进去。
“他会照顾你的，中尉，”高迪尼说。
“你好吧，弗兰哥？”“我没事。”他在我身边坐下来。一会儿，包扎站门前的毛毯揭开了，两名担架员走出来，后面跟着那高个子英国人。他领他们到我身边来。“就是这位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话说。
“我还是等一等吧，”我说。“还有比我伤得更厉害的人哪。我没什么。”
“算了算了，”他说。“别装该死的英雄啦。”随后用意大利语说：“抬他的双腿可要十分小心。他的腿很疼。他是威尔逊①总统的嫡亲公子。”他们把我抬起，抬我进包扎站。里面所有的桌子上都有人在动手术。那小个子少校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他倒还认得我，挥挥钳子说：
“你好吗？”
“好。”
“我把他带来了，”那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我把他放在这儿，等你们一有空就医治他。治好就随我的第一批伤员运回去。”他弯下身来对我说：“我现在找他们的副官去，先填好你的病历卡，省得耽误时间。”他弯着身走出包扎站的门。少校这时拉开钳子，把它丢进盆子里。我的眼睛跟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扎绷带。过了一会儿，担架员把桌子上的人抬走了。
“美国中尉由我来，”有一名上尉级的军医说。人家把我抬上桌子。桌面又硬又滑。有许多种浓烈的气味，其中有化学药品味，也有甜滋滋的人血味。他们卸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工作，一边讲话，叫中士级副官记录下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多处肤伤。右膝和右脚有深伤。头皮炸伤（他用探针探了一下——痛吗？——啊唷，痛！）头盖可能有骨折。执勤时受伤。加上这一句，免得军法处说你是自伤，”他说。“来一口白兰地怎么样？你究竟怎么会碰上这一个的？你预备怎么啦？自杀？请打一针防破伤风的，两条腿都划上个十字记号。谢谢。我先把伤口弄弄干净，洗一洗，再用绷带包起来。你的血凝结得真好。”
填病历卡的副官抬起头来问：“伤的原因呢？”
上尉问我：“什么东西打中你的？”
我闭着眼睛回答：“一颗迫击炮弹。”
上尉一边在我伤口上动很疼痛的手术，割裂肌肉组织，一边问道：“你有把握吗？”我极力安静地躺着，虽则肉一被割，就感觉到胃也跟着颤抖起来，我说：“大概是吧。”
上尉军医找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很感兴趣，说：“找到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啦。你同意的话，我想多找出一些，不过现在没必要。我把伤口都涂上药，然后——这样疼不疼？好，这比起将来的疼痛，可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哪。给他倒杯白兰地来。一时的震惊叫疼痛暂时麻木下来；但是也没有什么，不要担心，只要伤口不感染，目前情形下很少会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好基督啊！”我说。
“那么白兰地别喝太多吧。倘若你的头骨骨折，可就要防止发炎。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我全身出汗。
“好基督啊！”我说。
“我看，你的头盖可真的骨折啦。我把你包起来，免得你的头东碰西撞。”
他开始包扎，他双手的动作很快，绷带扎得又紧又稳。“好了，祝你交好运，法兰西万岁！”
“他是美国人，”另外一位上尉说。
“我以为你说过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早就认得他。我总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他喝了半大杯科涅克白兰地。“把重伤的送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的疫苗来。”上尉对我挥挥手。
① 威尔逊是美国当时的总统，这时美国尚未正式参战。
人家把我抬起来，我们出去时，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到了外边，中士副官跪在我的旁边。“贵姓？”他轻轻地问。“中名①？教名？军衔？籍贯？哪一级？哪一军团？”等等。“我很关心你头上的伤，中尉。希望你好过一点。我现在把你交给英国救护车。”
“我没什么，”我说。“非常感谢。”方才少校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觉得无关紧要了。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开到了，人家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起担架，推进救护车。我旁边放有另外一张担架，那人整个脸都扎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像蜡制的一般。他呼吸沉重极了。我上边那些吊圈上也搁了一些担架。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绕过来，朝里望。“我一定稳稳当当地开车，”他说。“希望你舒服。”我感觉到引擎启动了，感觉到他爬上了车子的前座，感觉到他拉开了刹车，扳上离合器杆，于是我们启程了。我躺着不动，任凭伤口的疼痛持续下去。
救护车在路上开得很慢，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最后才开始迅速爬山。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滴下来。起初滴得又慢又匀称，随即潺潺流个不停。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住车，从车座后那个窗洞望进来。
“什么事？”
“我上边那张担架上的人在流血。”
“我们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抬出那张担架。”他又开车了。血流个不停。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血是从头顶上方的帆布上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竭力把身体往旁边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些血已经流进我衬衫里面，我觉得又暖又粘。我身子冷，腿又疼得那么厉害，难过得想呕吐。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的流血缓和下来，又开始一滴一滴地掉了，我听到并感觉到上边的帆布在动，原来那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
“他怎么啦？”英国人回过头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