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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时在御街上扑卖着干红背心、系青纱裙儿的摩合罗泥孩儿玩具成为节日一景。摩合罗泥孩儿一个可值上千钱，非常昂贵，但其形象华美端正，惹人喜爱，故七夕这天，自北宋东京起，就将扑卖摩合罗当成过七夕的一项重要活动。临安更甚，工匠也纷呈绝技，以至用金银打造摩合罗，其中以苏州的制作为第一。市民们争相扑买，有一首谑词风趣地描写这一情况道：
天上佳期，九衢灯月交辉。摩喉孩儿，斗巧争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缕金衣。嗔眉笑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晴底工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扑，不问归迟。归来猛醒，争如我活底孩儿。
摩合罗是由于纳入关扑的运行之路而分外繁盛起来，这倒是发生在宋代城市市场上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它表明了此类时令节物关扑，尽管摆脱不了市场经济的痕迹，但渗透其中的游戏意味却是相当的浓。确切地说，临安的扑卖商贩已越来越多地具备了伎艺人的味道，和其他伎艺一样，在临安的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的宽阔地方“作场”，扑卖物品多是供人观赏玩耍的：各色凉伞、小银枪刀、诸般斗笠、打马象棋、杂彩梭球、宜男肩儿、悬丝狮豹、杖头傀儡、宜男竹作、锡小筵席、杂彩旗儿、单皮鼓、大小采莲船、番鼓儿、大扁鼓、道扇儿、耍三郎、泥黄胖、花篮儿、一竹竿、竹马儿、小龙船、打马图……
市民们已经把赢钱赌物的关扑，越来越多地当成一种消遣乐事。就以扑卖中的“打马图”为例，它的雏型原是一将十马的“关西马”和一种无将二十四马的“依经马”。这两种“马棋”，流传很久，各有图经，行移赏罚，互有异同。
宣和年间，市民采取二种马棋之长，又定名为“宣和马”。到了南宋，这种特为闺房雅戏的马棋，已用五十六采之间，行九十一路之内，明以赏罚，十分完备，出现在扑卖市场上。下这种棋时，二人至五人，均聚钱置盆中，看上去下棋者是运指麾于方寸之中，可实质是决胜负于几微之外——赢钱赌物。但由于这种“打马象棋”，在打马图上，“或衔枚缓进，已逾关塞之艰；或贾勇争先，莫悟阱堑之坠”，很好地发挥了娱乐游戏的作用，使市民玩而忘返，用它来扑卖，无疑会刺激扑卖市场更加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关扑虽然与市场紧密相连，但由于宋代城市中的这种关扑，所具有的游戏娱乐性质很强，即使真龙天子也禁不住玩心大动。仁宗就经常与宫人关扑，可是仁宗关扑的手法不高，刚出了1000钱，便输了个一干二净。
仁宗欲罢不能，便向宫人商借他输去的一半钱再扑，可是宫人却不肯将赢来的钱，再还给仁宗。虽然仁宗说自己输掉的钱，乃是百姓的钱，自己一天就妄用了百姓千钱，但这不过是故作姿态，遮人耳目，在掩关扑玩乐之实。
但后来的皇帝连一点遮掩也不需要了。理宗曾命小太监在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在御座前互扑为乐。这是为了使市民关扑时的真实情景再现，求得开心。小太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尽情掷钱关扑，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纯镘骰钱”，都是由内库供给的，需要多少供给多少，所有目的，只在“以供一笑”……
在皇帝的心目中，万贯金钱是第二位的，娱乐游戏才是第一位。但在市民那里，却是二者兼并的，更多的市民是将赢钱赌物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宋代城市扑卖市场特别繁荣的一个内在原因。
不过从风俗习惯角度看，关扑盛行也是风俗自身发展的规律。像“一阳节”来临之际，临安崇尚乡风，关扑“斗鸡”火热，一般是用三文钱作一扑，可饶两贯钱，或饶一贯五百文钱，“倘拗一钱饶三扑”。
第三部分 赢钱赌物的游戏
第2节 相扑
如果说踢气球是一种较为轻松的体育运动，迅速在市民中间得到推广的话，相扑则是一种较为激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也得到了市民的喜好和认可。宋代城市的相扑，和其他风行的争标、蹴鞠运动一样，最初也是起自军队——
宋太祖在戎旅之中，就曾制定过一条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迁隶上军的“圣训之法”，这是非常明确的以相扑训练增强将士体质的措施。统一全国后，这条规定并未停止执行，皇宫经常从诸州解发强勇之人，训练他们成为专业的“相扑手”，并仍将其归为军队建制。在实行用相扑锻炼体质制度方面，以南宋军队执行为最佳。建炎中兴，当时有著名的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四将，以韩、岳兵最精，其精兵之源，主要得力于韩世忠、岳飞在部队中贯彻了“相扑”的练兵方法。韩世忠、岳飞常常在军中举行相扑比赛，倘若谁获胜，便将他另入一籍，每押队的“旗头”缺少了，就从此籍中选拔。又让他们互相比赛相扑，决出其中勇力出众的，封为副将。
韩世忠、岳飞还设置了亲随军，这支亲随军，又谓之“背”。顾名思义，选入此军中，能称得上“背”的，其体魄必是强硕无比，力壮如牛；形象也必是豪犷奇异，气势逼人，他们都是从优秀军士中选拔出来的。倘若一人被选为“背”，军内从统制官以下，都来馈送厚礼，大加犒赏，从而也就使军中以相扑为荣的风气大兴。由于“背”者勇不可当，每逢相遇坚敌，遣“背军”上阵，从来都是所向披靡，无不破者。
临安朝廷特别欣赏这一优中选优、精中拔精的严格选拔相扑能手的做法。内苑侍奉皇帝左右的“内等子”，即标准的相扑手，都是由诸军队中膂力强健者充应的，一次仅设120个名额。他们演练相扑，常至深夜。因为只有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剑棒手五对，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管辖的正式相扑手，即皇帝身边的虎贲郎将，余者皆准备应，时间为三年一次。选拔制度如此严格，是为了充分保证相扑手优良的质量，三年期限一到，除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以下的“内等子”，都要呈试相扑。皇帝经常亲自主持这样的相扑升级比赛。
赵匡胤就主持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相扑比赛。那是开宝八年（975）廷考，按殿试规则是以先交卷子，皇帝提问难不倒者为魁。可是应试的王嗣宗和陈识斋同时交了赋卷，怎么办？赵匡胤便命令王嗣宗与陈识斋当场角力，即以两两相当，分其胜负的相扑来争第一。结果王嗣宗胜了陈识斋，夺得了状元，并以此为骄傲，因而遭到了他人的讥讽：“岂与角力儿较曲直耶！”
此事虽有些荒唐，但反映了相扑在赵匡胤心目中的重要性。从此，由皇帝亲自主持相扑升级比赛已成惯习，以此来提倡这一强身健体的运动。像《宋史》所记的一次：绍兴五年（1135）三月，高宗阅看相扑手赵青等50人的角力，赛后，对这些力士转资、支赐了钱粮。由于在皇帝公卿面前，直接可以决定谁能上名入次入额，所以每当此时——相扑鬓发蓬松、相貌威狞的力士们，随着流星似的“急飐”音响，在宽敞的金殿上，拉开骇人的架势，奋力争交。飘舞的旗帜、阵阵击鼓声和相扑手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疑是啸风吟雨处，怒龙彪虎角亏盈”。以这样的诗句描绘他们，是再恰当不过了。
被选拔出来的相扑力士，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专为国家
庆典等活动助兴。在招待国外来使的庭宴上，相扑力士表演，成为必备节目。像内苑上寿隆重大宴行将结束之际，皇帝也是传唤号称“左右军”的京师坊市两厢的艺人集体进行相扑，似乎不如此，这次宴会就有失水准，正所谓“角抵罢时还罢宴”。
为了达到使人在杯觥交错之中出一身冷汗的效果，相扑力士要使出加倍的气力进行训练。拼尽全劲的喊叫声，不仅震动了屋宇，也冲出训练场地，直逼附近的栋栋房舍——
终日袖手枯坐、埋头典籍的学士，也不能不被这强大喧嚷动摇，心绪不宁。常侍徐铉读不下去书，只得命小童子出外看看是谁呼喊得这么厉害。小童去探视，回来禀报说：是许多常侍在五龙堂练习相扑呢。徐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我的同行啊，可是我无法和他们共欢乐呀。徐铉与小童子的对话，间接地告诉了我们：相扑手可以任常侍之职，社会地位已相当高，起码属于宫廷中的一员。他们随时跟皇帝出行，但不像那些出谋献策的文士备皇帝顾问一样，而是以其强健的体魄，增添皇帝摄人的威仪。
在宋代以前，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宋代这样，给予相扑如此之高的重视。宋初的调露子所著《角力记》中一段概括宋初东京相扑的面貌的话可以作证：
自唐灭，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今东京自梁祖以来，恶少者无不丛萃其间。旧例屠羊、豕者，必隶相扑管辖焉，贵益其脂膏尔，此亦近人馔之意也。于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
更令人满意的是，调露子在理论上条分缕析，给相扑以“正名”。他开宗明义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己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之教，男无勇之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
调露子的观点与《晋书》“相扑下技”及唐代对相扑“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径庭。调露子的理论，正是宋代城市中涌动的相扑春潮的回响，市民们已经将相扑当成不止于强身健体，而是兼求锻炼灵活、技击凶猛、自如应变的一种运动——
吴兴有六名士子，去东京赴试，晚间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数名挟枪持刀、气貌凶悍的强盗。士子中间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扑之术，号称“霍将军”的霍秀才，他立即让�